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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子赵一 三十七

    奉行节俭

    康熙的日常生活较为简朴。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他对大学士们说,“自朕听政以来,一应服食,俱从节俭”。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秋,他斥责皇太子胤礽时又说:“朕即位以来,诸事节俭,身御敝褥,足用布袜。”此言虽有炫耀之意,但不能否认,他在努力为臣工做出节俭的榜样。

    康熙奉行节俭、表率臣民的举措,在朝野上下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公大臣们纷纷效法,少用、不用金银器皿及金马镫等贵重物品,日常服用所需资费,也“较从前十分之内,已减九分矣”。康熙初年,高官贵族为亲属祭葬时,仍以焚化皮衣为时尚,至康熙朝中叶“其风已熄”。

    康熙分寸掌握恰当,内外有别。白晋对此深有感触,曾记述如下:“他非常节制个人的开支,同时又十分慷慨大方地提供国家的经费。只要是为了帝国的福利,哪怕花费千百万他也在所不惜。修缮公共建筑,保持江河管道的畅通、建桥、造船等,一切方便百姓、有利贸易的事情,他动用巨款十分慷慨。因此不难断定,他不为个人妄费分文,完全是出于贤明的节约,以便把金钱用于帝国真正的需要。”

    推广西药

    康熙40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康熙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曹寅得了疟疾,康熙赐金鸡纳霜治好了他的病。此后,康熙便对西药发生兴趣,命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关外的游牧族群,特别怕患上天花。顺治因患天花而死,康熙也出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原因之一是蒙古贵族可以不入京朝觐,减少出天花的机会。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49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剧。

    狩猎

    康熙善射。他晚年对近御侍卫说:“我自幼至老,用鸟枪弓箭射死老虎1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狲10只,麋鹿14只,狼132只,吹哨引来而射死的鹿几百只。射获其余野兽不计其数。曾一天之内射兔318只。”

    养生之道

    康熙在位61年,是中国古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玄烨活到69岁,他寿命长与其含性养身,饮食、起居咸成规度,洁衣净宝,注意生活细节不无关系。

    一、饮食有节,起居有序。

    这是康熙的养生之要。康熙帝认为人若想长寿,不能靠服食所谓的可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而是靠饮食起居有序、有节、有度。这也是他养生之道的核心。在饮食起居方面,康熙帝有一系列的主张和论述。

    二、衣着洁净,室内温馨。

    爱干净,讲卫生,成习惯是康熙的健康之友。康熙认为:不论在家里或出门在外,人们都应该养成干净整洁的好习惯。如果平常注意个人卫生,那么清爽之气便会附着于身,否则自身的清明之气就会逐渐被污秽之气所取代。康熙帝虽提倡洁净,但也反对太过洁净而成癖。

    三、饮酒有度,反对抽烟。

    康熙不反对饮酒,而反对沉湎于酒中及不节制,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康熙能饮酒而不多饮,只是“平日膳后,或遇年节、筵宴之日饮小杯一杯。”他厌恶贪杯之辈。此外,康熙帝也厌恶抽烟之人。他认为烟酒对健康的伤害很大,并告诫群臣要远离烟酒。

    四、清虚栖心,神静心和。

    “寡虑”、“寡嗜欲”、“寡言”,是康熙养生之道的另一招方。康熙认为一个人若想做到神静心和,必须坚定自己的意志,不意气用事。心态自然平和,心志就不会因外界事物的干扰而动摇,就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杂念。若杂念不起,心中清明,即可清察明审,感情和顺,自然身健长寿。此外,康熙帝还劝诫后人要心怀宽广,他在《庭训格言》中说:“惟宽坦从容,以自颐养而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们把心胸放得宽坦一些,让心气平和一些,才能颐养天年。[1]

    康熙从不追求长生不老,他认为人的一生,生长壮老已,从出生到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是不可遏止的。因而人只能顺应自然,多加保养,以求在一定范围内延长寿命。

    爱新觉罗·胤禛(1678.12.13—1735.10.08),清朝第五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康熙帝第四子,母为孝恭仁皇后,即德妃乌雅氏。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为雍亲王。在二废太子胤礽之后,胤禛积极经营争夺储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他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

    雍正帝在位期间重整机构并且对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并且大力整顿财政,实行耗羡归公等。特别是雍正七年(1729年)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同时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雍正帝在位期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于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去世,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清西陵之泰陵,传位其第四子弘历。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寅时,胤禛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生母为德妃乌雅氏。由于其生母乌雅氏出身低微,不能给胤禛带来皇子中的特殊地位,此外,清初时后宫也不允许生母抚育自己的儿子,因此胤禛满月后由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抚养。孝懿仁皇后是一等公佟国维之女,孝诚仁皇后的侄女,孝懿仁皇后没有生过皇子,只有一个公主还早年殇逝,故而养育德嫔之子,年幼的胤禛因其尊贵,很可能有意巴结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胤禛六岁进尚书房,胤禛跟从张英学习四书五经,向徐元梦学习满文。与胤禛关系最密切的是顾八代,胤禛说他“品行端方,学术醇正。”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胤禛,受父皇和师傅的严格管束,从事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学习,也在这个时期,作《春日读书》、《夏日读书》等诗歌。稍长,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并奉命办理一些政事。十六岁那年,他陪同其三兄胤祉往祭曲阜孔庙。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九岁的胤禛随从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掌管正红旗大营,此役胤禛没有参加,然而他很关心这次战斗,作《狼居胥山大阅》、《功成回銮恭颂二首》,赞扬乃父用兵的功业。又往遵化暂安奉殿祭祀孝庄文皇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十一岁受封为贝勒。二十三岁侍从康熙帝视察永定河工地,检验工程质量。二十五岁,随同父皇巡幸五台山,次年侍从南巡江浙,对治理黄河、淮河工程进行验收。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罢黜了太子胤礽。在推选新太子的过程中,胤禛支持复立胤礽,同时与皇八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关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胤礽为太子。同年封胤禛为和硕雍亲王。此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极为激烈。

    当时的太子胤礽两立两废,康熙诸皇子储位的传奇猜疑很多。胤礽再立后,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引起父皇不快,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再次将他废黜。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均遭康熙帝处罚。胤礽被遗弃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却未令人替补,惹得诸皇子为之大动心机。胤禩有资本,继续活动,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他的同伙胤禵“虚贤下士”,联络各方人士,“颇有所图”。胤禛善于治国、懂得韬光养晦。他尊释教道学,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与年羹尧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时向父亲康熙帝表现诚孝,画西藏于版图,赢得康熙帝的信赖。

    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正四十四岁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庆,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参加贡士会试试卷复查事务,冬至时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两仓,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这些活动,对他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他多次随从巡幸、外出代办政务,足迹遍于中国主要地区,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地经济物产,山川水利,民间风俗,宗教信仰,历史问题,取得了关于民事的第一手资料;二是观察了康熙帝处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锻炼了处理某些政事的能力,获得了从政的一些经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胤禛日后治理国事都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胤禛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即位后,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胤祥,不想放过政敌胤禩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晋封胤禩为廉亲王和总理事务大臣。将胤禟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胤禩一伙。四月,对胤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阿其那”(意为待宰的鱼),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塞思黑”(意为讨厌的人)。皇十子胤礻我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祯(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后来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后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

    同年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发出《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胤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胤禩的攻势,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胤禩先后囚禁致死,胤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团彻底垮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并因此株连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试题案。

    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jian,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之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过之。”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会问题,如朋党斗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实行,加速了贫富矛盾的积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继续解决与准噶尔部的矛盾;国帑空虚。他针对现实,结合自己的理想,产生他的政治纲领。雍正帝在即位的当月,谕令大学士、尚书、侍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紧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讲古代纯臣,皆“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

    第一,反对因循苟且。雍正帝认为他即位时“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屡屡告诫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针对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张“着意搜剔”,把攻击这是“多事”的人斥为“浅见无知辈”。他反对因循守旧,是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第二,整顿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给总督的上谕中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实际上发出整饬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极一周年的时候又说:“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表明他企图通过整顿吏治,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第三,反对朋党。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柄;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说“朋党最为恶习”。他反对的朋党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因此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务期振数百年颓风,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为澄清政治、医治痼疾的决心。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此外,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这是他的基本观念。他主张“为政务实”,即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办事,这是他的思想灵魂。他主张施政严猛,要有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观念中,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

    雍正元年(1723年),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限制地方横征暴敛。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