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九章 男人的眼泪

    王加根寄予厚望的那篇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房子儿子》，很快就被《槐荫文学》退了回来。

    编辑回复的意见是：作品写得不错，但篇幅过长，不适合本刊采用。刊授班只接受一万字以内的文学作品。

    王加根把小说稿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没有发现修改的痕迹。显然，编辑根本就没有看，原封不动地物还原主。

    他很生气，但也很无奈。冷静下来想想，又觉得情有可原。《槐荫文学》每期才六十多页，那么薄的一本杂志，怎么可能发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呢？

    他自己做了一个大信封，把退回来的文稿重新寄给了东北一家大型文学季刊。接下来，又开始为刊授班的作业发愁。

    昼思夜想，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题材。直到那天去肖玉荣家里喝完酒，返回牌坊中学的时候，他脑子里才灵光一现。

    王加根想以自己为原型，写一篇纪实性的东西。

    自方红梅送王欣去保定之后，他就一直想给老婆写封信，倒倒心里的苦水。何不借用书信的形式，采用第二称手法，创作一篇教师题材的小说呢？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正如时下非常流行的意识流。

    文为心声。或许，这样的题材和表现形式，更能打动编辑和读者。

    回到家里，王加根把客厅里的小方桌搬到电灯底下，又拎了把椅子坐下。摊开纸，提起笔，开始创作这篇标题为《男人的眼泪》意识流小说。

    此时此刻，远在河北保定的方红梅似乎就坐在他面前，正在聆听他情真意切的倾诉自。他时而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里面如滔滔洪水汹涌澎湃。字字血，声声泪，写出的文字真的感人肺腑。

    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也是一对教师夫妻，在同一所农村中学里教书，有一个三岁的女儿。他们跌宕起伏的情感经历，与发生在王加根和方红梅身上的情感纠葛差不多。他们最后分手了，是一个悲剧的结尾。小说在叙述爱情故事的同时，尤其关注中小学教师这个群体。同事们想方设法跳槽转行，涂勇、杨保胜停薪留职，各学校挖空心思赚钱创收。身边的所见所闻，以及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上刊载的关于教育改革的内容，强烈地刺激着他，让他感到无比的困惑和悲戚。

    小说女主人公和方红梅一样质问男主人公：除了丈夫的名义，你还有什么资格要求我，或者说还有那一头值得我忠贞不渝、放弃年轻时能够追求到的快乐？

    男主人公是这样回答的：这些年来，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到底有哪些东西值得骄傲、值得炫耀标榜的。身材、地位、家庭、空洞的爱情都被你否定了，剩下的只有才能。不是连封建社会也讲“郎才女貌”么？可我又孤陋寡闻、才疏学浅。虽说拿到了专科文凭，你却马上就要本科毕业；文学创作尽管为昔日的同学和周围的人们所称道，还在市里获过奖，但爬了这么些年的格子，仍然没有什么知名度……还有什么呢？这些年我最感欣慰的又是什么呢？我想到了一年一度的中考，想到了那些活泼可爱的学生。当他们拿着《录取通知书》来向我报喜的时候，当走上社会的学生写信来汇报他们的工作成绩，真诚地忏悔学生时代的糊涂和荒唐的时候，我发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教师节之际，当学生的问候从四面八方飞来的时候；春节来临，当我们孤孤单单地呆在学校里无处可去，学生们络绎不绝地来给我们拜年的时候，我那从小就缺少爱之滋润的心灵感到了温暖。

    还有我们的女儿。只有她不嫌弃我，不怨我没有用。不管我是高兴、是苦恼、是愤怒、是忧伤，她总是依偎在我的怀里，甜甜地喊着“爸爸”，用她的天真烂漫、聪明和淘气，带给我家庭的欢乐，带给我温暖和生活的勇气。难怪当记者问起一位颇有名气的厂长“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的时候，那位厂长毫不犹豫地回答：“带着女儿到公园去度过一个愉快的星期天！”

    我，一个教师，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中学教师，又有什么值得骄傲、值得炫耀标榜的？我也希望自己成为参天大树，不当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但成不了大树的小草，不能说不生存啊！说得好听一点儿，果实和花的事业需要人做，但绿叶的事业同样是少不了人的啊！命运把我安排到一个不幸的家庭，环境使我成为一个清贫的教师，未必我就没有权利得到生活的温暖、享受爱情的欢乐？我的一生也许只能这样：默默无闻地燃尽最后一滴烛泪，化为灰烬飘散到广漠的空中……

    这篇长达万言的小说，王加根几乎是一气呵成。

    当方红梅从保定返回家里时，他迫不及待地把《男人的眼泪》交给她，让她成为小说的第一个读者。

    方红梅看得如醉如痴，竟然声泪俱下，哭得如同泪人儿一般。

    她说，除了内容感人以外，这种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也是她比较欣赏的。尤其是女主人公出门面授学习时，男主人公一个人在家里的情景让她特别感动。

    女儿不在家，你不在家，整整半个月我一个人在家里，的确是够寂寞的。我想女儿想得要命，想你想得发疯，现在这样讲，恐怕你也难以体会到。夕阳西下。教师和学生们放学回家了。学校在一天的喧闹中安静下来。只剩下我这唯一的住户和护校的那个扯起嗓子来和他讲话也只能听清百分之二十的聋老头。我拧开电视又关掉，翻翻报纸又推到一边儿，到cao场上和学校四周的田埂上散步又觉得百无聊赖，最后还是回到家里坐在书桌旁发呆。

    没有你抚弄着我的头发“叫声哥哥你带我走”，没有女儿要苹果要饼干要酒心巧克力的厮缠和唱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颠进颠出的小不点儿身影。桌上的闹钟永不停歇地咔嚓咔嚓，外面的青蛙不知疲倦地哇啦哇啦，还有布谷鸟在叫，远处还有火车的汽笛长鸣，就是没有人。没有人的影子，没有人的声音，除了一个孤孤单单的我自己。

    下雨了。雨点打在窗玻璃上，打在窗外的梧桐树叶上，打在屋顶的瓦楞上，扑簌簌地响过之后，又一滴滴地掉下来，似妇人在哭泣。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停电了，一下子掉进无底的深渊，陷入张着血盆大口的魔窟。家具总是被你抹得干干净净，屋里总是被你捡得井井有条，每一件东西都有它固定的位置，我丝毫也不费力气地摸到火柴，把蜡烛点燃。火焰是黄灿灿的，蜡烛是红通通的，小圆镜里的我是清瘦、憔悴、悲哀的……

    方红梅建议丈夫马上投稿，并且相信这篇小说肯定能够发表。

    王加根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

    他说，还是先放一放，冷处理一段时间，暑假期间再修改一次，然后投稿。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是王加根最忙碌的时候。初三毕业考试，组织学生毕业合影，中考预考，中考正式考试，组织考生填报志愿，提供学籍档案和各种资料……一大堆的事情都在等着他。

    今年来牌坊中学照相的，果然是涂勇这小子。

    他脖子上挂着一部“海鸥”牌照相机，吆五喝六的，蛮像那么一回事。他掏出一块一米见方的蓝布，用图钉钉在初三那排校舍的墙面上，在蓝布的正下方搁上一条板凳，让初三学生一个接一个地来照登记照。照完登记照，又组织两个毕业班的学生和教师合影。接下来，就是相好的学生自由组合，小型合影，或者单人取景照相毕业留念。

    涂勇跑进跑出，一会儿校园里面，一会儿校园外面，忙得不亦乐乎，在牌坊中学搞了一整天。

    午饭是在王加根家里吃的。

    他们既是老同学，又是老同事，而且都是文学爱好者，聊天的话题比较多。谈到曾经在襄花小学一起工作过的“十大金刚”，两人都认为宋双清混得最好。

    取消戴帽儿初中班那年，宋双清是“十大金刚”中唯一跟随学生们一起到桥西中学的。后来，陆定国退休，他又从桥西中学回到襄花小学，顶替陆定国担任了校长职务。

    “双清天生就是当官的料子。”涂勇这样评价，“他最善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投领导所好。这些方面，我们没办法跟他相比。”

    王加根沉默不语，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涂勇又说，等这阵儿忙过之后，他准备在花园镇街上租门面，开个照相馆。并承诺，王加根和方红梅去他那儿照相，他予以最大的优惠，只收成本费，绝不赚老同学的钱。

    王加根笑着表示感谢。

    牌坊中学今年中考预考成绩不错，全校过线二十八人。其中，王加根带的初三（1）班有十九人，比初三（2）班多出一倍。

    两个毕业班中考预考成绩如此悬殊，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并不觉得奇怪，也没有过多地表扬和恭维王加根。也难怪，自他担任初三年级班主任以来，一直维持这种局面：他带的班总是比另一个班考得好。司空见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即使是王加根本人，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激动和兴奋。他非常平静，不像刚教毕业班时觉得风光无限。

    全校预考过线的考生被集中到一起复习，迎接六月十八日开始的正式中考。这个“组合班”的班主任由王加根担任，初三（2）班班主任赵乾坤则提前放假回家休息了。

    正当王加根带领学生们进行中考最后冲刺的时候，牌坊乡团高官韩杰突然来找他，说是有事请他帮忙。

    原来，花园区拆分为牌坊、季店、陡山三个乡之后，共青团组织的换届选举工作一直没有搞。因为孝天市马上要开团代会，新一届乡团委领导班子必须产生，还要选举出席孝天市团代会的代表。

    牌坊乡党委紧急决定，组织召开牌坊乡团代会。由于牌坊乡专职团干只有韩杰一个人，他忙不过来，就来向王加根求助。

    “我知道你笔头子硬，想请你帮忙起草会议的主题报告，还有乡党委副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稿。”韩杰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要求。

    王加根感觉非常为难。

    牌坊乡团代会拟于六月十六日召开，也就是中考的前两天，距今不到一个礼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起草两份大材料，显然有点儿困难。更何况，他对牌坊乡团委的工作不熟悉，没有掌握相关数据和第一手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会议主题报告和领导讲话又不同于写小说，不能胡编乱造。

    韩杰似乎看出了王加根的心思，从随身带着的皮包里搜出一叠皱巴巴的稿纸，递给王加根说：“主题报告和书记的讲话，我弄了个初稿，但的确比较粗糙。你在这个基础上再充实一下，润润色。另外，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些资料，供你参考。”

    说话间，他又从皮包里拿出一大堆文件，放在小木桌子上。

    王加根翻着韩杰弄的初稿和带来的资料，再也不好意思推辞了。

    韩杰诉苦说，共青团组织不同于党委和政府机关，属于群众性团体组织，与工会、妇联一样，在乡里没什么地位。牌坊乡团委虽然配备有副书记、团委委员和干事，但都是兼职人员，分布在不同的单位和部门。全乡专职做团的工作的，其实只有他一个人。每逢开大会或搞大型活动，人手就特别紧张。像这次开团代会，里里外外就靠他张罗。他要制定会议方案，确定参会人员，下发会议通知，准备会议材料，邀请出席会议的领导，布置会场，撰写主题报告、领导讲话、会议主持稿、开幕词和闭幕词……这些日子他愁得吃不香、睡不着，头发一抹就掉一把。虽说从基层团支部抽了几个人来帮忙，但这些人只能跑跑腿、打打杂，干一些体力活儿。至于写材料这样的脑力劳动，没有人能胜任。思来想去，他只有来请“王大笔杆子”帮忙。

    听他说得这么可怜，王加根就把任务接下来了，同时又留有余地地声明，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加上自己对乡团委的工作确实不熟悉，他只能尽力而为，弄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东西。至于能不能让领导满意，能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他不敢保证。

    “你太谦虚了！这种千篇一律的八股文，对于你这样的大作家来说，那就是小菜一碟。我绝对相信你！”韩杰夸大其词地恭维，起身告辞。

    临出门时，他又像突然记起了什么，回转身对王加根说：“对了，还有一件事要你帮忙。开团代会肯定少不了团旗，但乡团委的团旗不知丢到哪儿去了，怎么也找不到。能不能把你们学校的团旗借我们用不下？”

    王加根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堂堂共青团牌坊乡委员会居然没有团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么？但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他二话没说，马上到学校办公室，找出团旗，交给了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