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一章 内卷官司
依法收贷没什么进展，经济审判室的人员队伍却在日益壮大。 每隔一段时间，这里就会出现一张新面孔。郑庭长笑容满面地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新同事，并告诉大家新加盟的人员叫什么名字。 显然，这些“新同事”都是郑庭长弄进来的，其中还有孝天市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千金。 经济审判室是A银行孝天市支行和孝天市人民法院联合设立的机构，招收员工征求过双方领导的意见没有？新进人员是算中国A银行一方的？还是算孝天市人民法院一方的？他们的薪酬如何确定？工资和奖金由谁来支付？所有这些问题，只有郑庭长一个人清楚，其他人心里都是黑的。 郑庭长就是这样的性格和办事作风。 在经济审判室，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什么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从来不征求任何其他人的意见。即使是中国A银行方的负责人饶春芳，他也从来没有放在眼里。 饶春芳的水平本来就不怎么样，遇事没有主见，更谈不上魄力，显得窝窝囊囊。加上品行又差，自私自利，贪图小便宜，心胸狭窄，没什么人缘儿，根本就没有能力与郑庭长抗衡。 经济审判室自开张以来，所有的花销都是A银行孝天市支行出的，孝天市人民法院就是派了郑庭长和潘蕾两个人，没承担一分钱的费用。现在接二连三地进人，据说工资也由A银行孝天市支行垫付，日后从经济审判室的提成中扣除。 前期审理的那些案件，都向败诉的被告人收取了诉讼费用。按照银行与法院签订的协议，这些诉讼费用应该作为经济审判室的收入。但郑庭长却不同意，坚持交给了孝天市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 看到这些不平之事，饶春芳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倒是肝火旺盛的老易，时不时找郑庭长理论。 老易年过半百，已经是快退休的人了，又没什么职务和头衔。光脚不怕穿鞋的，因此什么话都敢说。只要觉得郑庭长做得不对，他就会拍案而起，吵吵嚷嚷地据理力争。 郑庭长自然非常恼火，唇枪舌剑地予以回应。两人的嗓门都很大，吵得房顶上的阳尘直往下落。饶春芳见老易冲在了前面，觉得再不出面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于是也参与争吵之中，与老易并肩作战。经济审判室霎时变得热闹非凡…… 每逢这个时候，王加根总是安静地坐着，如同看猴把戏一样，欣赏着他们的表演。他把这几个人全看穿了，觉得没一个好鸟儿。凭心而论，他也认为郑庭长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尤其是在短短的个把月时间里，弄进来四个可有可无的“新员工”，的确让人难以忍受。经济审判室现有人员本来就没什么事做，又弄进来这么多吃闲饭的。人浮于事，纯粹是揩A银行的油水。 新进这么多人，A银行孝天市支行领导知不知道？有没有经过洪远平同意？王加根不敢妄下结论。不过，这种事情在A银行孝天市支行并不少见。支行办了那么多经济实体，招收人员完全没有计划性，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真不知道中国A银行将来到底往哪个方向发展，究竟办成什么样的银行。洪远平这些银行领导也是盲目地瞎闯，真正有把握的事情并不多。摊子越铺越大，机构越来越臃肿。谁知道将来如何收场！反正银行有的是钱，招再多人也养得起。 一想起这些事情，王加根就忧心如焚。 他晚上睡不着觉，经常通宵达旦失眠。心里不舒服，有了牢sao，就在日记本里发泄一通。有时他也自己劝自己：没有必要忧国忧民，何必义愤填膺？全当你还是在牌坊中学教书的。市法院占便宜也好，A银行乱招人也好，别人乱花钱也好，反正都是公家的。他们不铺张浪费，节约下来的钱你也得不到一分。再说，你一个平头老百姓，位卑言轻，说话没人听，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按部就班，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按时领回每个月的工资，再利用业余时间写写文章。多投稿，争取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或被新闻机构采用，多领几个通讯报道奖。A银行孝天市支行奖励政策这么好，不充分利用那就可惜了。 在经济审判室，王加根整天忙于起诉、调查取证、出庭、申请执行，送达法律文书。时间和精力有限，写通讯报道的数量明显减少了，发表得也不多。尽管如此，按照A银行孝天市支行确定的奖励标准，三季度他还是能够领一千多块钱的奖金。 样报样刊复印件和用稿通知单已经提交给支行办公室了，也不知审核完了没有。他几次想去支行打听兑现的流程走到了哪一步，又担心别人把他看成是财迷。等着吧！兑现的时候支行办公室会通知的，孙志雄和张清泉他又不是不熟悉。 有一天，王加根坐在经济审判室写起诉状，楼下的A银行北街口办事处主任突然来找他，说是支行办公室孙志雄来电话，叫他赶紧去支行一趟。 “孙主任讲没讲是什么事情吗？”加根问，心里当然希望是通知他去领通讯报道奖。 “说是洪行长找你有事。” 洪远平找我？会是什么事情呢？王加根一刻也不敢耽误。他向郑庭长打了声招呼，就赶紧下楼去推自行车。到支行见到孙志雄，孙志雄果然让他去行长办公室，说洪行长有急事，已经等他好半天了。 见到洪远平，王加根发现行长的脸色很难看。 “来了。坐吧！”洪远平指了指大班桌前的靠背椅。 王加根坐了下来，与洪远平面对面。 洪远平从桌子上拿起两份材料，扔到加根的面前，叫他先看看。 王加根瞟了一眼，发现是两份起诉状：一份是SX省DT市矿区人民法院送来的，一份是孝天市人民法院卧龙法庭送来的。 “你看看这两个案子怎么弄？”洪远平显然有点儿不痛快。 王加根没有应声，开始认真地阅读起诉状。 一份起诉状的原告是孝天市燃料公司，状告中国A银行DT市中心支行营业部和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案由是：原告计划到山西大同采购一批煤炭，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开了一张汇票，前往中国A银行SX省DT市中心支行营业部提款，结果兑付行拒绝付款，理由是没有收到开票行提供的票根。因为无法支付价款，导致这桩生意没有做成，原告预订的火车车皮也放了空。一怒之下，就把两家银行都告上了法庭。 另一份起诉状的原告是孝天市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状告中国人民银行孝天市支行和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案由是：原告八十年代初期在中国人民银行孝天县支行认购过一批国库券，期限为十年。到了该兑付的时候，人行称，国库券兑付业务已经移交给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了。原告询问了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好几个营业机构，都没有查到国库券的下落。于是，原先就把两家银行同时告下了。 一起案子涉及票据纠纷，一起案子涉及国库券兑付。这些业务王加根都没有接触过，不知道过错究竟在哪一方，更不知道这两起官司该怎么弄。他于是两眼迷茫地望着洪远平。 “以前别人告我们，支行都是请律师代理。律师费花了不少，可官司从来就没有赢过。”洪远平懊恼地说，“这次我不想请律师了，两个案子都交给你去弄。官司打赢了支行给你奖励，输了也不怪你。反正请其他律师也是个输。” 听洪远平这样讲，王加根思想上的压力就小了许多。 管他呢，全当是实战演练。前段日子一直作为原告，案子都是借贷纠纷，又有郑庭长庇护和偏袒。尽管官司都赢了，但体现不出他的真实水平。现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是被告，官司又涉及其他银行业务，由外地法院和孝天市法院基层法庭审案。法官都不认识，这才能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想到这儿，王加根莫名地兴奋起来，对打这两场官司竟然有点儿迫不及待。 “大同的那个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你抓紧时间到支行营业室了解一下情况。”洪远平根本没打算听王加根表态，直接安排下一步的工作，“我个人觉得，无论燃料公司索赔多少，责任不能全部由我们承担。我们的底线，是和大同分行营业部各承担一半儿的责任。” “行。我先找具体经办人员问一下，查查相关的法律条款和规定。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我相信你不会比那些专业律师差！”洪远平给王加根打气，又说，“去山西出差，可以到行政科借点儿钱。找左股长签字就行了，就说我已经同意了。” “好的，谢谢洪行长。” 走出洪远平的办公室，王加根并没有马上离开。站在走道上，他迟疑了一会儿，又前往办公室，想去问问三季度通讯报道奖兑现情况。 孙志雄不在。办公室里坐着张清泉和小郭。 看到王加根，两个人都满面笑容地打招呼，相互问候，开玩笑，打趣儿。那股热情劲儿，如同久别重逢的亲人。不过，得知王加根是来领三季度通讯报道奖，张清泉的脸色又瞬间晴转多云。 他有点儿为难地说，奖金是从支行计财股领出来了，但出了点儿状况，他暂时拿不出钱来给王加根。 “怎么回事？”王加根疑惑不解地问。这种事情以前没有发生过。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反正我手上的钱已经出水了。”张清泉支支吾吾地回答，“你看能不能这样，等四季度兑现的时候，我把两个季度的奖金一起给你。” 王加根没有回答。 通讯报道奖向来是按季度兑现，为什么这个季度的钱要拖到下个季度才发呢？ “你能不能把兑现明细表给我看一下？” 张清泉犹豫了一下，还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递给王加根。 王加根翻了翻，看到孙志雄和另外几个得奖的人都签了字，说明这些人的钱已经领走了，只剩下他和张清泉两栏是空着的。 怎么会这样？张清泉负责发放通讯报道奖，所有的奖金都在他手里，签不签字其实无所谓。也就是说，唯独他王加根一个人没领钱。是因为我领的奖金太多了？还是因为我调离了支行办公室？ 王加根对张清泉的做法想不通，红着脸与他理论。 “我手上的钱真的出水了！我自己的钱也没有领。”张清泉同样成了红脸关公，但又不肯道出其中的缘由。 王加根更觉蹊跷了。 他知道张清泉是个老实人，绝不会撒谎。之所以不说出压着钱不发的原因，肯定有他的苦衷。他不想继续为难张清泉，决定去找孙志雄问个究竟。虽然没什么证据，但他坚定不移地认定，肯定是孙志雄在其中捣鬼。 回想起近段日子孙志雄对他态度上的变化，王加根就觉得调出支行办公室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孙志雄这个人虚伪得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笑里藏刀，口是心非，在这种人手下干事是很累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不能和稀泥，不能太老实了。自己该得的钱，一定去要回来。管他孙志雄怎么想，管他在行领导面前怎么说。大不了老子回牌坊中学去教书！绝不能在A银行忍气吞声，任人宰割。 张清泉说，孙志雄出去办事了，上午回不了。 王加根只好暂时离开，准备下午再来找。 下午见到孙志雄，王加根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 第二届全国农民运动会闭幕没多久，楚天广播电台新闻部的余主任就来到了孝天城。作为东道主和业务合作伙伴，孙志雄和张清泉代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热情地接待了他。 余主任的食宿都是A银行安排的，张清泉还陪同他去双峰山风景区玩了一整天。孙志雄本以为这样已经很够意思了，没想到，余主任临回武汉时，又向他索要九百元的车马费。 孙志雄不敢向行领导申请这笔费用，就让张清泉挪用了三季度的通讯报道奖金。 “因为你的钱多一点儿，我就让清泉先缓发你的奖金，免得动静搞大了影响不好。”孙志雄这样解释，“余主任说，他回武汉后就弄几张用稿通知单，寄给我们作为补偿。等那几张用稿通知单的奖金兑出来后，就把该兑现给你的钱发给你。” 这些话听起来蛮有道理，做法也没什么不妥，但王加根还是感觉不舒服。楚天广播电台新闻部余主任这次来孝天城，以功臣自居，还不是因为他前期帮忙做了《董永故里A银行》专题节目？那期节目的稿件基本上是王加根写的，可最后广播时没有念他的名字。稿件的作者变成了“通讯员孙志雄”，用稿通知单也都寄给了孙志雄和张清泉，与他王加根完全没有关系。他想起这事就一肚子的火！ 为了多拿通讯报道奖，孙志雄和张清泉可谓费尽了心机。想方设法与新闻机构拉关系，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实在无法发表作品时，就把撰写的一些内部材料来充数。比方，向地方党委政府、人民银行、A银行HUB省分行或孝天地区中心支行报送的先进事迹材料，都作为通讯报道滥竽充数。分管办公室的周兴国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让这两个家伙冒领了多少钱。 王加根这个季度的通讯报道奖金的确比较高，但那是他花费时间和精力，用他的心血和汗水换来的。 凭什么因为他领的钱比较多，就挪用他一个人的奖金？ “就算是这样，给余主任的钱全部由我来垫付，也是不合理的。如果担心知道的人多了影响不好，至少支行办公室有通讯报道奖的人应该分担。”王加根理直气壮地指出，矛盾直指孙志雄和张清泉。 孙志雄楞了一下，提不出反对的理由。他只好从钱包里掏出三百元钱，交给张清泉，说：“余主任那九百元，就由我们三个人垫付吧！” 王加根这才心平气和了一些。 从张清泉那儿把通讯报道奖的大头领到手后，他就去支行营业室，把钱存到活期存折上。办完业务，一看工资存折的流水，他大吃了一惊：这个把月，支行发了好几次钱，存折上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了三千元。 天啊！工作十年来，他还是第一次拥有这么多的存款。银行就是不一样，发钱总是不声不响，连什么名目都不知道。想到近期不会有大的用动，这么多钱放在活期账户上也不合算，他就把三千元的整数转成了定期存款，年利率百分之十二。 三千元钱存一年，就可以得三百六十元的息钱。国家规定的利率当然没有这么高，现在各家银行都在搞高息揽储——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尽管中国人民银行三令五申不让搞，出台政策予以制止和处罚，但高息揽储还是屡禁不止。 商业银行并不愿意多付存款利息，可大势所趋，为残酷的现实所逼迫，不多付又不行。当其他银行都在搞高息存款时，某一家银行是难以独善其身的。你不搞，存款就会哗哗地流走，让你做不成资产业务，甚至连开门营业都成问题。 你搞，我搞，他也搞。水涨船高，存款利率就一个劲地往上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