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回到了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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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是一个年轻女子,二十来岁,梳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剪发头,瓜子脸,皮肤白皙,个子大约只有一米六左右,身材苗条,白净秀气的手上拿着一个摊开来的笔记本。 这不是自己上五年级的时候,班里新来的班主任戴菲菲吗?彭禹一下子认了出来。 对于戴菲菲老师,彭禹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戴老师是他上五年级上半学期的时候才分配到学校的,据说是从某个南方大城市上山下乡来的。其实,学校里的师生们都对戴老师印象深刻,因为她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衣着打扮和生活作风也像某些人口里的‘资产阶级臭小姐’。戴老师特别爱干净,无论什么时候,都把自己打扮的清清爽爽的,从里到外几乎一尘不染;根据去过她宿舍的人反映,她的住所更是干净的要命,屋子里时常飘散这一股香甜好闻的脂粉味道。 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学校里的某个男老师曾经火热地追求过她,屡次遭到拒接后,恼羞成怒,一气之下在学校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猛烈抨击戴老师那些与人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不良气息,说她是现代白骨精,是生长在社会主义灿烂阳光下的一株毒花,是污染学生幼小心灵的害人虫…… 为了这件事,戴老师躲进自己的屋子里偷偷哭了好几天,两只漂亮的大花眼肿得就像桃似的,还差一点离职回家。红卫小学规模不大,满打满算老师校工加起来还不到三十个,学生更是才四百多一点;发生了这样的事,那还不闹得满城风雨?真是令人想忘都忘不掉啊! “哦,是戴老师?您好!您好!”彭禹打量着戴老师清丽的面容,点头致意。 嗯?彭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礼貌了?他平常可不是这样啊,呆头呆脑的,见了老师最多害羞的低下头说一声“老师好!”,声音小的和蚊吟差不多,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放开朗了? 戴老师虽然心里纳闷,但顾不上考虑这么多了,她冲着彭禹晃了晃手里的笔记本,笑着说:“彭禹,你知道吗?在你昏迷的时候,你唱过一首歌的;那歌词和调子,啧啧,真是很特别的!” 坏了,那首凤凰传奇演唱的《自由飞翔》,在这个时代可是绝对没有的,也是和这个时代革命和造反潮流不相符的,真要传扬出去,那还不掀起轩然大波?或者,自己很可能会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啊!妈的,一个小小的孩子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结果是不是很令人郁闷和无语啊?! 于是乎,彭禹只好装傻:“有吗?我不记得了。” “你绝对唱过的,而且嗓门很大,把大家都招来了。”戴老师肯定地点点头,用白皙纤细的手指头指了指周围的人们。 此时,人群还没有散去,人们都默默看着彭禹,一个个表情古怪。 “那首歌真的不一般,无论歌词还是歌曲,都很……嗯,那个很……复杂。”本来,戴老师想用“优美动听”等词汇来形容的,可是一想到这些东西根本不符合现在的政治背景,于是零时改了口。 “我……我不记得了。”彭禹摇摇头,支支吾吾地搪塞道。 笑话,这歌曲能不“复杂”吗?现在社会上的人们都唱些什么?孩子们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少年先锋队队歌》、《丢手绢》和《一分钱》等等歌曲。大人们在唱什么呢?无非也就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像《自由飞翔》这样惊世骇俗的通俗歌曲,这个时代怎么会有呢?就算真的有人能够创作出这么优美的组词和曲调,那也是大作曲家了,恐怕这些人不是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关进了牛棚,就是不堪受辱上吊自杀了。老舍先生,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想到《一分钱》那首歌,彭禹心里感到有些好笑;因为在上一世九十年代,有愤世嫉俗和痛恨腐败的人曾经把歌曲改成了这样: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百元, 把它交在警察叔叔手里边, 叔叔接过钱, 亲亲我的脸, 最后对我说了声: 你明天再去捡 …… “喂,喂!彭禹,我在和你说话呢!”戴老师见彭禹又走神了,不满地大声嚷嚷道。 “哦,哦,戴老师,有话您请说!”彭禹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嘿嘿傻笑。 “你不会真忘记了吧?嗯,我可以给你起个头,你再好好想想。”戴老师还不死心,稍稍迟疑了一下,樱唇微张地哼哼起来:“是谁听着歌,遗忘了寂寞,漫漫长夜一路……那个什么岁月曾流过……” 不得不承认,戴老师的记性非常好,嗓音也不错,调子拿捏的比较准;当时,彭禹在无意识之下只唱了一遍,她就能够记住曲调和一些歌词,的确不容易。 “戴老师,我真的不记得了;就算有,那也是瞎哼哼的,你们不必当真!”彭禹无奈地咧了咧嘴,连忙顾左右而言他地把话题引开;“对了,戴老师,我怎么来了医院了?” “看来你真不记得了。”戴老师无奈地皱起好看的柳叶眉,不再纠缠地合上笔记本;“唔,今天在上算术课的时候,你被坐在后面的程强同学给打了;是我和你爸爸一路背着你把你送来医院的。不过,就算他拿铅笔盒打了你的头,你也不至于严重到昏迷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很多年后,当彭禹创作的歌曲《自由飞翔》唱响全国各地、大江南北的时候,戴老师才如愿以偿,同时,也在她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疑惑。 “唔。”彭禹点了点头。爸爸和戴老师都是学校的教师,只不过爸爸教的是三年级二班的常识,属于小偏门,分量没法和戴老师比;看来,原来的历史并没有改变多少。 “什么叫不严重?戴老师,小禹的头都被打得流血了!而且还昏迷了这么长时间。” 这时,彭国庆走了过来,摘下眼镜一边擦拭,一边气愤地说;“那个叫程强的学生实在是太过分了,居然敢在上课期间打人,让我说,学校必须给他个处分,不然以后怎么得了?” “嗯,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彭老师,我赞成您的处理意见。”戴老师郑重地用力点了下头,赶紧改口表态;“作为班主任,我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彭老师,最好我们明天一起向校长反映情况,争取给彭禹一个合理的说法。” 说话间,旁人见再也没有什么热闹好瞧,陆续地或相互交头接耳,或嘴里嘟嘟囔囔的散去了;病房里空了下来,只留下了爸妈、戴老师和一个医生。 彭禹这才看清楚,这间熟悉的病房,原来是农垦指挥部医院的急诊室。 液体输完了,彭禹利索地跳下床,嚷嚷着要回家。 “这怎么行?”mama和医生同时开口反对,医生更是加重语气说,“人脑袋上的病可比不得什么感冒发热的,最好住院观察几天才保险啊!” “不用,我能感觉出来,一点事儿都没有;嘻嘻,不就是破了点皮嘛!养两天就好了。”彭禹固执的说。 医生拗不过彭禹,只好给他开了一些消炎药,让他带回家去服用,并吩咐他,如果感觉脑袋有什么不适,赶快来医院复诊。 “那好吧,你好好在家里休养几天,等彻底好了再去上课。”戴老师见劝说无效,只好妥协地告辞离去。 临走的时候,彭禹不动声色地瞄了一眼挂在门口墙边的月份牌。那是过去那种老式月份牌,纸张制作粗糙,表面根本没有阴阳风水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公历和农历;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1975年10月7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