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局势恶化
第186章局势恶化 当军事准备不力，国会孤立无援时，国民党方面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特别是武力倒袁的主张受挫，法律倒袁的希望也十分渺茫，使得一部分人主张调和、呼吁和平的声浪又高涨起来。5月的政治形势可谓错综复杂，人心起伏跌宕。 首先起来担任调停的是老革命党人谭人凤，他在上海和王芝祥一起，在各界人士中奔走，联络一些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而又反对袁世凯的督抚，如岑春煊、李经羲等人，出面主持公道。岑春煊也正愁找不到攻击袁世凯的路子，领衔发表致袁世凯及各界通电，一方面要求将洪述祖引渡归案，赵秉钧出庭受质，另一方面呼吁和平解决。 一贯以老好人自居的黎元洪，也致电黄兴和湘、粤、赣、皖四督，但他的立场是偏向袁世凯的，他竭力为后者担保说：“项城为识时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敦劝黄兴与四督：“我辈惟有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之裁决，以免举国纷扰。如尚有疑猜之黑幕，不难联合各都督全力担保，永守共和之责任。”貌似忠厚，并以长者的口吻告诫他们说：“此事和平分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黎菩萨的心理战也不可小视，他用保守既得利益的思来打消革命党人的战斗意志。· 江苏都督程德全担心爆发战争，通电各方呼吁和平，要求停止纷争，并向双方自作保人，说：“政府固无平叛之心，民党亦无造反之意。二者若有其一，德全愿受斧钺，以谢天下。”。 浙督朱瑞也起来积极充当调解人，他致电黎元洪及苏、滇、闽、桂各督，请黎元洪联合各省“一方电请大总统厉行职权，确立威信，一方致电皖、赣、粤、湘四省。晓以大义……”。由于朱瑞捧袁的作法太露骨，不象调停人，程德全等不赞成，迟至5月底才由浙、滇、闽联名发表。 鉴于袁世凯的严重压力和国民党尚未做好应战准备的严酷事实，谭人风为避免国民党势力遭到摧残，加紧调停活动。在他地策动下，调解人分成二路，一路争取黎元洪。由岑春煊、李经羲二人前往，一路争取袁世凯，由他和王芝祥二人入京与袁晤谈。 但袁世凯已经作好了军事和政治准备，自然不愿再同革命党人讲什么调和。由于他的首要目标是江西，故而迷惑的越久越有利。早在谭人凤调停之前。李纯的第六师已经部署到位，前锋进驻武xue，并拟进占其它战略要地，在兴国、新春一线对李烈钧部形成压力。与江西码头驻军隔江对峙，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动武。 袁世凯又通过黎元洪向李烈钧施加压力，谋求通过政治手段迫李下野，企图兵不血刃拿下江西。黎元洪甘当袁世凯的马前卒，屡次托人劝李“待身引退，举贤自代”，但李不为所动。断然表示拒绝。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密电驻守九江的欧阳武，请其率军撤防，并暗示可荐其代李出任赣督。这一招釜底抽薪果然见效，赣军将领在袁世凯派人策反下纷纷动摇，江西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沿江炮台上三台总台官陈廷训先后向袁系私通款曲，袁世凯又通过赣籍议员买通众议员欧阳成。由欧阳成向其弟欧阳武策反。在这样的诱惑下。欧阳武遂密电李烈钧要求和平解决，并撤退前沿防兵。 李烈钧在内外压力下。鉴于革命党人土气消沉，不得不表示退让，电告黎元洪：“现已将炮营调离码头，该处步队并令陆续调离。”在袁世凯的命令下，北军自武xue前沿撤至田京镇，形势稍有和缓。同时，李烈钧也派彭程万赴京陈述政见，黎元洪按照袁世凯地意思，向李提出了调和的最低方案：“公开声明服从中央；欢迎赵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九江镇守使由中央派员接任。”并且限十天内答复。这种要李烈钧改变政治态度并卡住李烈钧喉咙的调和办法，他当然不能接受，不待十天，就由省议会出面，拒绝了黎元洪的最后通牒。 时局到了转折的关头。早在此前，袁世凯已在中南海海宴堂召开第三次秘密军事会议，除部署军事外，袁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让因宋案受到舆论攻击的赵秉钧称病请假，组成“战时内阁”，从而加强了军事控制，增强了战争气氛。 此时，拥有兵权的革命党人则依然迟疑不决。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甚至亲赴粤主持其事力劝之，亦不听。胡汉民曾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兴师北上。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公然反对，扬言：“倘有径行出师、反抗中央、自召灭亡者，过虎门时，当以巨炮对待。”由于诸将消极抵制出兵，胡汉民无可奈何，选罢出师之议。 整个1913年的春夏之交，国民党都是在犹豫、动摇、观望、变乱、内讧地气氛中度过的。柏文蔚虽曾有皖、赣先行发难的建议，但顾虑到皖、赣军力薄弱，态势突出，处境危险而未能实现。不得已，命令陈其美先宣布上海独立，但上海区区弹丸之地，兵、饷、械均缺，根本难以对抗，实属有心无力。 广东力量虽雄厚，但主政官员意见分歧，力量根本凝聚不起来，湖南也面临着几乎同样的局面。而闽督孙道仁退出了与赣、皖、粤、湘四督的联盟，则是对国民党武力讨袁地最沉重的打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下，国民党已未战先乱。 5月30日，在拖延许久的情况下，上海审判厅不得不在宋案要犯缺席地情况下开庭审判。但开庭后原告代诉人高溯、金澜律师因宋案要犯赵、洪尚未到案。请求缓期开庭公判，并强烈要求上海厅强行拘传赵、程到案。而被告律师杨景斌也反对开庭审判，他宣称现任本审判庭成员末奉大总统、司法总长任命，不符合的规定，没有开审资格。山于原告、被告双方律师抗告，上海地方审判厅未经审案，不得不宣布退庭。 在此期间，曾与汪精卫一起谋刺过前清摄政王的黄复生、参议员谢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携带炸药和黄兴给的三千元由沪赴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但周予觉在袁世凯侦探的追踪下自首，由他的meimei周予傲出面，编造假供，谎称黄兴组织“血光团”，令其携款四万元赴京实行暗杀。 北京当局对所谓“血光团”暗杀案作了大肆渲染，作为对宋案的抵制措施。谢持也于三日后在北京住处被捕。但他作为为议员，搜查他的住宅又末获证据，经国会抗议不得不予以释放。谢随即逃离北京。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6月4日，他下令改组北京地方审、检两厅，加强了对司法机关地控制。新改组的司法机关当即向上海发出传票，传居住租界的黄兴到案对质。黄兴于次日不得不赴租界会审公廨表示愿意赴京对质。只因京厅证据不足，租界当局才未令黄兴到案。 黄兴的作法，当然无助于宋案的法律解决。宋案早已陷入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台。法庭冰风、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的冷落局面，所谓法律解决，完全成了空谈。 至于国民党在国会内的斗争，同样没有任何成效。正当革命党人士气消沉，宋案法庭无能为力，国会瘫痪。谭人风调和失败之时，汪精卫、蔡元培于6月2日从欧洲回到上海，并立即和赵风昌取得联系，准备通过他去与袁世凯谈判，为南北调和进行最后的努力。 汪、蔡与赵拟定地调停地基本条件是：国民党方面，顾全大局。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的主张自然消灭。罪名到洪述祖为止。同时孙、黄自行声明“对于正式选举及其他政要为正当之宣告”。而袁世凯方面，则是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且为四都督解释反抗中央之谣传，并申明在正式宪法出台前不予有所撤换，并请袁制止渲染嫁祸国民党地血光团案，停止票传黄兴等等。这些条件对袁世凯非常合适…… 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很难说袁世凯不动心，但他地立场稍微有些和缓，上海发生的进攻制造局事件又刺激了他动武的决心，这最后一次的调解机会也失去了。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辛亥革命地一些会党领袖发动的，其中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他们又去联络上海籍的工党领袖徐企文，利用徐熟悉上海情形的有利条件，出头组织。在策动起事的过程中，他们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来组织队伍，联络的对象主要是退伍军人、无业游民和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官兵。 对于他们地某些活动，早在5月初就有人向袁世凯报告，并由袁转告江苏都督程德全。5月26日袁世凯特意去电嘱程拿办张尧卿。黄兴、陈其美得悉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后，一方面阻止制造局中的国民党党员参与其事，一方面派黄郭赴宁直接向程德全报告，并知会制造局督理陈幌戒备。希望以此能撇开与国民党的干系。 程德全等等得到情报后，作了周密的布置，并派间谍打入起事者内部进行侦察,所有动向其实早已得知。5月31日凌晨1时，徐企文率领一百多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进攻制造局，当即遭到有准备的阻击，徐企文被诱捕，起事者一哄而散。 这次事件大大刺激了袁世凯，他认为国民党的稳健派已控制不了激进派，认为非动手镇压不可。黄兴等人控制大局地努力，在他眼里只不过是区区缓兵之计而已。其实，黄兴等人地想法即使暂时能够实现，也无非是把急病变成慢性折磨罢了，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抵抗袁世凯呢？他们一度寄于希望的通过法庭和国会来倒袁地斗争，在南北调和声中，已陷入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为了稳住北疆，袁世凯虽然同意秦时竹拿下新疆，但在暗地里，他还是希望能牵制住越久越好，故而一方面着令秦时竹查办，另一方面又偷偷给杨增新去电，让他做好准备，只要拖延时间，让秦时竹拿不到确切证据，袁世凯就打算保住他。 对这点小伎俩，秦时竹压根就没有放在心上的，他早就准备好了武力夺取，只待袁世凯给的大义名分一到，他就要下手。此次派遣前去的既有监察局的人，也少不了得力的部队――李春福的骑1师。出发前，秦时竹给李春福面授机宜，授予他全权处理此事，让他尽管放手去做，出了问题自然有秦时竹兜着。 对于秦时竹的暗示，李春福心知肚明，出兵新疆，地域广袤，秦时竹要挑人肯定在骑兵部队里挑，但既然已内定马占山为外蒙古护军使，可见秦时竹把新疆护军使的位置留给自己了。李春福清楚的很，论起打仗，自己不如马占山或者孙烈臣两人，但是论起政治治理和稳重，自己倒是比这两人要强。征讨漠北，选自己为总指挥，可见秦时竹对自己的厚爱，此去新疆，自然还是以政治解决为主。为了帮助李春福熟悉新疆，秦时竹还特意把参加过伊犁起义的邓宝珊划拨到他帐下听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