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书屋 - 历史小说 - 宣见716涅槃在线阅读 - 第六章、第五节 截获情报

第六章、第五节 截获情报

    夜。

    工作室。克拉拉打开台灯,书室里发出柔和的光亮。桌子上放着几张截获的日本电报,她望着毫无头绪的电文内容,深感破译工作的艰难。莫尔斯电码是世界通用的。全世界的报务人员都懂得这种电码。三十年代,美国人虽然能破译一部分日本的密码电报,但是,辨认密码和识破其中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克拉拉决心改变美国人的不足之处。她尽可能地使用她所学到的任何有关破译密码的方法,对这些密码电文做出独具匠心的精确识读,并就此作出分析。工作了一段时间,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密码电报的破译进度仍然进度不大。

    她疲倦地靠在椅背上,打开电扇,让柔发瓢动的微风吹着她发热的头脑。今夜,她更觉孤零零地陷入一场难解的密码游戏中,心弦绷紧得都快要断了,因为她手中掌握着暂时无法揭示的密电。刹那间,她预感到自己将馅如一场突发的变故中。阵阵凉风使她困乏的头脑开始清醒过来。

    间谍史在她脑间挥之不去,这使她不得不更加努力去思考这个问题。巴黎和会之后,美日关系每况日下,所以,她才重点考虑它,那期间,英日同盟也逐渐呈现出各种关系紧张的迹象,令她难忘。1921年,英日同盟解体时,皮戈特是出席四国条约谈判的英国军事代表团的日本问题专家。英日同盟的解体,对美国的严重影响,绝不亚于英国。然而,正是美国施加的压力,对该同盟的破裂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一个美国人站了出来,反对美国海军和******这种在两个盟国间制造分裂的灾难性政策。这个人就是弗雷德里克·穆尔,他声称:‘我深感美国迫使英国废止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之举,是外交政策的一个错误。英日同盟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那种持肯定态度的指控乃属不实之辞……英日同盟的废止,在日本人中间引起了震惊……这是日本转而单独采取行动的开端……此举在心理上为日本人沟通了与德国合作的途径……’。这样的思考让克拉拉着实头痛。事实证明,伊丹将军的预见证明是正确的。两名英国住日本的武官,描述了英日同盟破裂后的各种反应。皮戈特把喜形于色的美国人,描绘得惟妙惟肖,‘英国人看上去闷闷不乐,而日本人神情紧张,显出桀骜不驯的样子。’。伊丹说:‘你们英国人将会发现你们已铸成了大错。你们以为美国人会怀着满意的心情一笔勾销你们的战争债务。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做,我肯定他们不会这样做。为了赢得另一个人的垂青,你们抛弃了一个朋友,你们得不偿失啊。’。不久,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试图说服美国一笔勾销协约国的战争借款。但是,他的游说遭到了美方的断然拒绝,反而促使美国舆论疏远英国。因此,日本还注意到,获胜的协约国强加给德国的经济条款,简直苛刻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其赔偿要求是根本无法兑现的。英美的行径,使那个骄矜好胜的日本再次倒向德国。因为,德国曾在19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协助日本建立了陆军。后来,海军元帅查特菲尔德勋爵断言,英国已经把:‘一个久经考验的朋友变成了潜在的强大对手。’。因此,日本把破译美国和英国的密码列为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借以判明这两个国家的机密国情。负责这项工作的是隶属海军总参谋部第四部,即联络部的一个极为机密的‘特务班’。这个班有6名工作人员,办公地点设在东京海军省大楼里面,极端保密期间,外人根本不得见。不过有件事情,促使了日本外务省敦请美国人在通讯联络中,更为谨慎小心恐怕更加确切些。因此,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叙述说:‘日本政府有一位高级官员要送一封密信给我国政府,他们不想让日本军方(海军?)了解信件内容。在递交给我时,他要求我用绝密密码拍发,我说,那还用说,当然照办。’。在这种情况下,对另一方通讯联络的刺探已经使得人们能用推理的方法理解问题了。不幸的是,美国方面没有更多地回敬对方。这就是看不见摸不透的间谍战场……还有日本间谍机构将美国海军少校约翰·塞默·法恩斯沃克,一步步拖下水的间谍案例,让他提供绝密材料。最初海军部对他产生怀疑,是因为他总是纠缠不休地索取资料,说是‘给杂志写稿’。后来,一位高极将领的夫人汇报说,法恩斯沃克曾纵容她把某些海军文件拿给他看。于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同海军情报局配合起来,展开侦缉。1935年5月,他们发现法恩斯沃克曾借过一本海军手册《情报和安全机构》,并已复制另册,将它卖给了日本住华盛顿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这可是个令联邦调查局头痛的事情,海军情报局也深感不安,假如手册内容一旦泄露出去,美国舰队的作战战略就得重新修订。这些美国特工人员可不愿意让国家机密通个窟窿,最终,美国人终于掌握了足以依法逮捕法恩斯沃克的确凿证据,准备采取行动,但是到了这时,狡猾的日本人已偃旗息鼓,切断了同他的一切来往,弄得美国人也是痴心妄想。直到1937年,美国的律师才得以了结此案。因为法恩沃斯克一直拒不认罪,否认一切指控,他甚至还声称,自己是为了侦破日本人的间谍活动,才假装为他们效劳的。不过最后,他还是被关进了联邦监狱,这就是疯子出卖国家利益的结局。30年代中期,间谍案开始大泛滥,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对海军情报局的拨款,以对付日本的威胁,同时,也使日本重新改组了它在美国的谍报机构。这个事期还有间谍案,却和前者大相径庭,和它有直接联系的不是日本,而是苏联。萨里奇是个俄罗斯血统的美国公民,曾为洛杉矶警察局效力多年,为了多挣钱,他最终又在海军情报局圣佩德罗分局找了个差使。他和苏联旅行社在洛杉矶的代理人米哈伊尔·高林一起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并定了罪。案情中提到的情报,证实了日本在美国西海岸的间谍活动。在墨西哥,日本人多方设法通过雅基族酋长乌尔勃莱招募雅基族印第安人,并通过这个个渠道,搞到了大量关于海陆交通和货物运输的情报。而且,这个时期德国谍报机构也和日本人小心翼翼地建立了联系。尽管这种联系,看起来没有得到全面的发展,但是人们还是怀疑,德国方面的联络官冯·凯特尔伯爵和他的太太,就是一对专门递送情报的交通员。但是,联邦调查局和海军情报局深感自己在人员数量上处于劣势。这种人员尤劣势的对比,让美国人少了底气。因为,每当他们打算逮捕一些人而需要一些后援,或者需要支持的时候,美国******所设置的障碍更是他们感到灰心丧气。但是,此时的克拉拉,为破译密电码并未灰心丧气,而是更加努力……她在努力回忆着……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语闪现在她的脑际:‘敌人有种种便利。他们在战前对于地形和条件早已进行过详细的研究。他们早已拟定了谨慎的、大规模的计划,指使特务秘密渗透,甚至暗藏自行车辆,以供日军自行车队之用。’。丘吉尔虽然说了这话,然而连他也无从知道,早在三十年前,日本就已经开始了在这里的谍报活动,不仅仅针对新加坡,而且面向整个东南亚地区。

    克拉拉也清楚:日本在新加坡的间谍活动,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20年代末期,日本在东南亚的谍报活动,主要侧重于商业情报,这同此后出现的贸易高潮无疑是有联系的。当时,日本军官可以在这块殖民地到处游历,自由出入。当然,那些军官们对新加坡的每一个角落都作过观察,并且他们把看到的一切向国内作了汇报。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日本早在那个时候就想计划进攻新加坡,而是积极搜集情报,积累资料谋划以后的进攻计划。大约从1930年起,日本人由于对市场趋势进行了精明的预测,并以低于西方列强的价格抛售商品,结果贸易额扶摇直上。但是日本人就情报搜集的间谍活动而论,却依然是面面俱到,未雨绸缪,巨细无漏。实例,30年代中,一队日本军医曾奉命前往荷属东印度群岛,考察研究那里的环境卫生,统计瘟疫情况。他们细致而又详尽报告了有关情况,使日本能够制定出方案,以便在大举入侵之时,防止瘟疫在军队中蔓延。这就是日本人的打算,一位日本军医还发现:通过他同荷兰军官的讨论,以及对当地一些妓院的调查,证明在荷兰统治当局的上层爪哇人中,搞同性恋者相当可观。于是,日本人根据这个情报,就在爪哇开办了若干男性妓院,先是引诱爪哇行政官员上钩,然后再拉拢他们当特务。这就是日本人无耻的阴谋,因此这一时期,日本特务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肆无忌惮地开展活动。当地的一位特务头子叫吉住留五郎,以经商作掩护,在荷兰当局对他产生怀疑之后,溜之大机,携带情报奉命返回日本。随后,日本渔船作为常备的第三支海军谍报力量,长期在东印度群岛一带活动,这种海上渔船队形式的谍报活动,还延伸到了新加坡。

    她回忆着,根据荷兰截获的一份情报说,有两个预备役军官,曾化装成洗衣店里取送衣服的人,进行间谍活动,希望侥幸捡到荷兰军官不小心,遗忘在热带军服衣兜里的文件。此外,日本人还在婆罗洲的巴厘巴板附近,取得了一片森林的所有权,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在森林中清理出一些空地,准备把它作为飞机着陆的秘密跑道。为此,他们还用尽各种手段,偷拿哄骗搞到了几乎所有荷兰简易机场的详细材料。当时遍游东南亚的约翰·根室给她讲过这样的事。‘有一次,一艘日本巡洋舰来到爪哇的芝里汶访问,他们很狡猾地邀请当地人上舰参观,偷偷招徕密探。’。想到这里,她浑身猛得一惊颤。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在新加坡的安全工作僵硬死板,方式直来直去,漏洞比比皆是。过分墨守陈规的工作程序,给日本人造成了不少可乘之机。虽然英国人为了不使外人进入防区,采取了各种措施,每个码头工人还留下了指纹。但英国当局作梦也没有想到,从日本开设的玉川餐馆里,可以一览无遗地远眺整个柔佛海滩,紧靠着新加坡的一个空军基地,又有日本人的露天啤酒馆和养鱼池,这又是英国人万万没有想到的,其结果还是泄露了‘天机’。那些英国谍报军官还自鸣得意,一边呷着放着冰块的杜松子酒,一边谈笑风生,自认有功,讥讽那些测量水深的日本渔船水上。他们满以为,自己的海军早已把水深搞得一清二楚,并标在海图上,而这种海图可以信手拈来。有人向一个日本军官打听这事,他轻蔑地答道:‘哼,他们只怕笑得太早了。第一,他们说的海图那回事确实不假,千真万确。海图并不难找到,但是,象你这样退役的海军军官就会知道,海图总是在修订,航海长也总是一天到晚地趴在自己的那套图上改来改去。所以,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对所以的海图都根据自己的观察不时地进行修订。当然,我们测量水深用不着做出那种煞有介事的样子,我们根本用不着把测量水深作为一项经常工作。但是,你们的人却认为我们就知道测水深,把我们不当一回事。实际上,我们测水深是假,想看看别的才是实情。’。通过这事,克拉拉认为日本人真是能,假戏真作另有隐情?随后一年,在远东舰队的部分舰艇调遣行动中,一艘日本运输船婆罗洲丸抛锚在布拉康马蒂海岸,这个岛距新加坡船坞有一段距离,上面有海防工事。就因为这件事,英国人决定改变整个行动计划。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战前,丘吉尔就凭着自己的小型情报机构,获取了关于外部世界动向的报。但是,看起来他好像对新加坡的情报居然闭塞得很。当时,担任住马来亚的日本第二十五军作战和计划参谋处长官指出:‘新加坡后方没有设防—这是丘吉尔当时所不了解的事实。’。克拉拉只能假设丘吉尔非常丢人地上了当,因为,他迫不及待地要尽可能知道日本在世界上其它地区的活动。还有,丘吉尔曾向他的军事顾问伊斯梅海军询问:‘如果日本进攻英属哥伦比亚,对于应付那里的日本移民应有什么准备?这当然是加拿大政府的事,但是在这个自治领内有无足够的军队可以调动,也是令人感兴趣的事情。大约30年前,当英属哥伦比亚发生反日暴动时,日本人表现得极其坚强和富有组织性,结果他们完全控制了局势。’。甚至到了新加坡战前已经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但当地的安全机构却还是麻木不仁,毫无戒备之心。例如,海军基地有一个俱乐部,一名叫沙万的亚洲人,在里面当干事。他是个铁杆亲英分子,获得过他所有雇主的最高评价。沙万负责为俱乐部挑选侍者。在人们的心目中,一般都把他当成中国人。反间谍人员却连想也没想到过需要核实一下。某一天,一个军官来俱乐部消遣,他对人们当着这个干事的面,得意洋洋无所顾忌地聊天的作法评头论足地讲了一遍。在众多人的场所中,也不管他人反感不反感,更不顾同僚们的反对,提出建议说,他想编造一些假的绝密情报,在沙万在场的时候,故意高谈阔论:‘那时候我们究竟干些什么?’。这个杞人忧天的军官,已经对整个殖民地形同虚设的安全措施忧心忡忡地说。情况果然不出那个军官所料,他们发现沙万飞快地在一张酒单上记了几笔,纸上写着‘PW11月结束’。然后把写上字的纸角撕了下来。专业的谍报人员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指的是预定中的英国皇家军舰威尔士亲王号来访的事。而这一切都不过是那个英国军官的杜撰而已。结果在他的毫不退让的一味坚持下,俱乐部的成员当场把那张撕下来的纸角抢了过来,质问那个干事。结果真相大白,原来他的真实身份是日本陆军大佐门松世德。自从1930年,他就开始从事军事谍报工作,当时他被派到西点军校,去学习美国的训练方法。克拉拉想到此处,才更觉察日本人的狡猾!她的思绪还在继续,顺藤摸瓜往下想了。自那以后,他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又被奉派到了新加坡,继续利用俱乐部里干事的职位,门松不间断地每周都向东京发回一连串的情报。她还清楚地知道,就在日本人满心以为东南亚已是他们的囊中之物,而一切进展也比较顺利时,早些年在中国的日本谍报军官,就已指出,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国的战事,可能无限期地拖下去。克拉拉意识到这个日本谍报军官的头脑清醒,他给日本政要们提醒,这场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无论在财政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将会成为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大约在这个时候,中国和日本的特务们曾在葡属澳门的中立区,进行过秘密接触,企图找出一个办法,摆脱这场旷日持久、不得人心的战争。但是,他们徒劳无功,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国联会议上许多发言人,只会虚伪地慷慨陈词,而根本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来制止这场战争的真愿望,结果反倒使局势更加恶化。克拉拉也似乎明白了英国爵士伊恩·汉密尔顿将军说过的话,他对这个问题概括地宣称:‘对于远东发生的所有****,那些迫使我们撕毁英日同盟条约的人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毫无疑问,国联在其中也不知不觉地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先是激怒日本人,后来又给中国人鼓劲,现在又要我们为他们火中取栗。’。克拉拉也似乎弄清,这番话在东京为什么引起了一片喝彩声。然而,它也表明,日本的稳健派的实力不容忽视,因为就是到了那个时候,日本政府仍然顶着压力拒绝主动退出国联。他们反复强调,他们从没想过要摒弃凯洛格协定(九过公约)。直到1935年,华盛顿海军协定才被日本人所撕毁。纵观******谍报机构的军官,外号‘双枪’的莫里斯·科恩曾讲过,日本陆军决定占领香港边境,以杜绝武器过境的事故。当时,科恩处于一个日本间谍小组的监视之下。克拉拉想起来了资料里讲过的事,他们小组中的一个人,走进科恩的办公室,同他谈话:‘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象这么没有个性的家伙。我能根据一个人的外表作出很多判断,对此我一直很自豪。而这个家伙,你却什么也看不出来,不但看不出他是哪个民族的人,属干什么阶层,甚至连差上20岁的大概年龄也无法估计出来。我猜想他属于地中海东部的某一个民族,但也许是从直布罗佗到马尼拉中间说不准什么地方的人。’。当时,这个日本间谍要做一笔交易—要求科恩允许向上海输出价值100万美元的粗糖,而他会做出相应的安排,向******统治区运送100万美元的汽油。科恩评价这次交易是:‘我做过的买卖当中最合算的几次之一。’。此时,克拉拉也已回过神,想起日本人通过贩卖毒品,不但为间谍小组筹得了资金,也瓦解了中国人的士气。因为这一时期驻东京、香港和远东其他地区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几家报纸的记者理查德·修斯断言:‘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前,日本军队利用毒品蓄意地、有计划地削弱中国人的体力。’。但是,话有说回来了,19世纪中叶,英国人不也是这样干的,尽管那是出于利欲熏心的赚钱目的。可日本人又有心计,他们贩运毒品还另有意图,通常是为了在中国人中招徕情报员,定期向他们供应毒品以收买这些人。克拉拉认为回想这些事件,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为了分析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以历史作为借鉴,以便少走弯弯……她忽然想起,在中国出售的金蝙蝠牌香烟。据说内中就含有一定剂量的鸦片和******。正是这个原因,这种香烟在许多妓院里都可以找到,那里的**都是日本人训练的密探。日本人就是采用瞒天过海的手段引人上当,在台湾制造含鸦片的香烟,然后偷运进所谓的‘自由’中国。至于最后的结果,这就不用再说。香港陷入危境以后,新加坡也面临厄运。日本人不到四天就攻占了新界和九龙,两周之内全岛沦陷。从这些来看,从日本人迅速地对所有可疑的中国破坏分子,和地下人员进行的准确的兜捕看来,他们在香港的情报工作,较之进攻新加坡时毫无逊色。但是,日本方面潜伏在香港的女间谍,却显而易见地比新加坡要多。

    此时,克拉拉不想再继续思索,她想稳定一下情绪,尽快地投入破译工作。

    钟表在滴答滴答地响着,时间慢慢溜走了。她开始把脑子里研究过的破译结果写出来,在一张张纸上留下了各种猜测的答案。

    字母开始在她闹子间活跃起来。她按收接顺序写下阿拉伯数字。她结束了频率表的排列,每个字母都是按字母表核对的,并把解疑字母写在数字下面。克拉拉用她那双专家的眼睛仔细察看了列表。然而,单个字母解疑本身不会揭示多少因果关系,数字和单词象玩魔术游戏一样,令她迷惑。当然,克拉拉清楚,发报人和收报人事先肯定确定了解疑密码的密钥。在这繁琐的文字魔术中,她认真分析排列电文内容。

    “如果我假定它是换位列表,我想我会发现这假定是正确的。日本专家先用日文拟出电文,然后依照某一数学公式,换位排列字母。”想到这里,她停了一下开始准备一幅新的字母图标,并给每一个字母一个数字。这些电文中的字母数目,在破译时刻,她敏锐地意识到对手是远方的敌人,或是近处的jian细,他们此时也许正为他们自己发明了别人不能破除的密码所显示出的超人智慧,而得意洋洋地发报。

    此时,她喝了几口咖啡,身子微微前倾,空杯在她手里来回转动,不停地把玩着。她把杯子翻过来,倒过去,象把玩字母,需要出现奇迹。我不是亚德利,并不肩负什么任务,只是对破译密电有职业兴趣,即是没有什么结果,我还是我,克拉拉,美国探险队女秘书,没有啥可惭愧的。况且,这种破译的事儿,是自己独立进行的,完全没有任何人知晓。它,就象一场梦,醒来时全部都是一场空。克拉拉承认日本人不好对付。日本人信赖自己的语言晦涩难懂,他们对电文含义的解释,可谓本领高强。特别是把握其中隐喻的意向,令对日语一知半解的外国人瞠目结舌。在炮制假电文,编造假情报,欺骗,迷惑对方的电文手段上,他们都是干练的老手。这些数字包括那些故意引起破译混乱的假字。

    为使头脑更加清楚,她用冷水洗洗脸。对着洗手槽的镜子,借着橘黄色的光线,她看着自己充满欲望而又模糊不清的脸。现在,她在镜子里似乎又看到了香港的沦陷,埃米莉·哈恩曾对人讲过,她怎样遇到了一个名叫‘水泡’的神秘人物。‘她托我非常熟识的一个俄国姑娘捎话来,说她想邀请我去格罗塞斯特饭店喝茶,’。埃米莉写道。这时,日本人已经接管经营饭店,并更名为松原饭店。当时,在场的还有3个中国小伙子,同‘水泡’一起不断地向她发问。“‘水泡’肯定是个神秘人物,一个漂亮的女间谍,她是为日本人工作的。她在摸我的底细!问我是否收到过我在集中营里的朋友的信,我知道不知道用什么办法给他们送信。”。后来,‘水泡’登门拜访她,‘每当我一扭过脸来,她就飞快地用一台小型照相机给我拍照,照相机是她事先藏在手提袋里的……过了一会儿,我实在忍不住了,索性打开我存放相册的柜橱。‘你看吧!’。我一边说,一边把我的一张相片扔给她。‘水泡’泰然自若地对我致敬,并说:‘签个名好吗?亲爱的!’。这些事儿,让克拉拉好想,终于弄清了埃米莉·哈恩施展的手段,她千方百计地刺探到了关于‘水泡‘的点滴情况。克拉拉查阅资料,才知道‘水泡’持有盖着日本人大印的良民证,她的保护人是香港食品管理厅的日本经理。很显然早在几年前,她就当上了日本特务,其主要任务,就是专门勾搭美国水兵和英国士兵,从他们嘴中获取情报。而这些蒙在鼓里的人,相信她是******的人,丝毫没有怀疑,因此同她无所不谈,泄露了不少秘密。随后,‘水泡’又在一个土耳其人和他的俄国太太,在香港开的巴黎式烤rou餐馆里当上了女招待,以掩护她的特务身份。随后没多久,事情就调了个头,老板开溜,佣人当头,原因是,日本警察来到这家餐馆,通知老板说他已被征募入伍。老板空缺,谁来补缺来当经理呢?当然是‘水泡’了,难道还会是其他人吗?她早已是日本人安排好的人选,座在这个经理位置,则能更好地搜集情报,这也许只有她和日本人知道。毫无疑问,‘水泡’作为香港谍报工作是最合适的人,她在谍报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她和日本的谍报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源源不断地输送情报,以经理的身份隐身在餐馆里。但是,她还经常不断地出外进行活动,以搜集更多更机密的情报。甚至时至今日,这场间谍战就那样莫名其妙地展开了,要想准确地说出‘水泡’的真实身份,她究竟何日加入日本特务,也不是一件轻易而举的事。

    克拉拉在来中国前,就知道英国人开始就能看懂日本的一些外交密码电报。他们还在破译密码方面帮助了美国人一臂之力。戴维·卡恩指出:‘日本人过分地信赖自己语言晦涩难懂,凭着这一点用它作为通讯保密的手段,迷信外国人永远只能对日语的复杂含义一知半解,不可能完全理解它的确切内容。’。而克拉拉也不完全信这个邪,她认为,日本人的这个看法,在密码设置的初期,无疑是对的,其原因很可能是有人曾轻率地向已担任首相的东条英机作出过保证。因此,日本的外语学校也纳入了密码研究组织的系统之中,所以,日本的各类密码研究机构人员激增。特务班发展成了一个拥有上千名男女雇员的机构。资料显示,新村少将担任这个密码分析机构的长官,下辖三个部门——总务、密码破译研究和大和田通讯站。——这三个部门的负责人是有大尉军衔的天野、远藤和精明的森川。对此,克拉拉有自己的识见,美国人由于对日本的密码电文没有作出正确的分析,因而‘在人们的眼里,破译日本密码这件事本身,竟然比破译的密码中获取情报更重要。由于这种相当糟糕、华而不实的见解,使华盛顿一大批决策人和执行政策的官员们,对有关日本的最重要的情报全然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才导致了判断上的错误,因而对当前局势缺乏了解。

    因此,克拉拉要破译密码,截获情报,分析电文……以便了解有着不良企图的日本人的真实目的。接着,她又紧张热切地开始逐字破译密码。她推测的对,是密码,不是电码。她沉着工作,紧板着面孔,全神贯注,毫无焦急之感,因为她知道胜利在握。破译密码对克拉拉来说是件极大的乐趣,她对此兴趣之浓烈胜过在山野中捕捉狐狸或在追捕中抓到猎物。此时,她为这样的信念而感到骄傲:她坚信,人间没有一个人编的密码另一个人不能破译这等事。在这场密码战中,克拉拉慷慨地回敬日本人。她不甘落后地自行开创独立的密码分析,全力以赴地找出破译中国密码的方法,并以此作为向日本密码的跳板。结果,她如愿以偿。她发现,中国密码是根据一中简单的商用电码本编排而成的。不过把汉字变成了联络用的四位数而已。她用换字法去判断日文与中文的实质意图。如日文的‘菜汤’两字,译成中文后,意思是‘澡堂’……”

    她把密码译成日文,又译成中文,再译成英文,以便加深对字意的理解。这种破译不论对她有什么切身体验,她只是觉得蹊跷,好玩,想破解其中的奥妙为乐趣。但她尚未意识到某种威胁的到来,更未意识到厄运就此与她一路为伴。

    克拉拉通过破译日本密电码隐约感觉到,日本的密码研究机构也不是神圣的无懈可击,甚至有时也搞得一团糟。她想,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日本人行事有所节制,其次才可能是没有认真地审视度势之故,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可能是在假情报上栽了跟头。反过来倒是,美国人迅速调整改进。而日本人却变得粗心大意了。看来,自认为密码编制得天衣无缝的日本人,肯定没有想到他们的密码体系到头来,会这样轻易而举地被人侦破。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早年在获取苏联密码方面,曾有过相当出色的记录。她认为,就日本人同盟国比较而言,其高明之处,就在于对密码作业分析方面,他们一但截获了什么电报,会对电文字面含义的解释,特别是把握其中隐喻的意向,可谓本领高强,剖析得当,令人瞠目结舌。可以说,老谋深算的日本人,用十分狡猾的手段,在炮制假电报、编造假情况、欺骗、迷惑、声东击西等手法上,他们更是技高一筹,同样是干练的老手。日本人可以说在搞情报的办法用尽心机,千奇百怪,对有些美国海军情报的来路之离奇,甚至在谍报史上也是闻所未闻。此时,她想起一例手段高明的密码信案件,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字迹歪歪扭扭还拼错了几个单词。原来的收信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伊内斯·洛佩斯·德莫利纳里夫人。寄信人地址是华莱士夫人。

    此时,克拉拉又重查资料,信中写道:‘我这里所有的新玩偶是三只可爱的爱尔兰玩偶……你来信告诉我说,你给肖先生去过信了,可是我去肖先生那里的时候,他已经把你的信烧毁了……他的汽车受到损伤,现正在修理……玛丽·华莱士。’。华莱士夫人收到一封邮局退给她的信,她百思不得其解,虽然信封背后是她的名字,但她从来没写过这封信。为此,她神魂不宁,疑神疑鬼,拿着信和信封,翻来覆去,越看越疑心。她想,这里面肯定有鬼?于是,华莱士夫人就拿着信,去邮政部门负责人那里查询,结果,他们把信转给了联邦调查局。希望他们能查出个所以然来。对着这封神秘的信件,联邦调查局中,谁也无计可施。如果不是后来另一封批着‘查无此址’的信件,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退回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一位妇女的话,此事恐怕就不了了之了。波特兰的这位妇女,也没有写过这封信。处于疑心,她带着信径直去了联邦调查局。信中说:‘我刚刚弄到了一只可爱的暹罗寺院舞姬玩偶。它有些损坏了,当中破了口子,但是正在修理。我很喜欢它,我还没有给这个舞姬找到配偶呢,所以,我正用一只普通的小玩偶改制成第二只暹罗玩偶……。’。这封信看来也不对头,联邦调查局立即进行细致的检查。过了不久,他们发现了一批莫名其妙的信件,内容都是谈玩偶的。她看着资料,那些信差不多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我有一个绝好的安达卢西亚舞姬玩偶,完好无损,我准备马上寄走。’。检查人员发现,绝大部分信件中都有拼写错误,打字也不规范。’。还有写的‘2月的第一周,一个跳草裙舞的破玩偶将要大修,’。有一封信中写道:‘那些破损的英国玩偶,得在一家玩偶医院里住上好几个月,才能修好。这家玩偶医院没日没夜地工作。’。联邦调查局最后对这事还是感到迷惑不解,赶忙求助于密码分析和破译方面的专家。经过对所有信件逐一的研究分析,形成了以下这样一段文字:‘你要我汇报一月前收集到的情况,我必须和一个艺术俱乐部谈谈,所以我讲了关于我的玩偶和小塑像的事。我手中的所有新玩偶,就是3只可爱的爱尔兰玩偶,其中之一是爱尔兰老渔夫,肩上扛着一副渔网;还有一个是老妇人,背着木头;另一个是小男孩。’。这些诡异的信件,引起了密码分析破译专家的怀疑,于是,检查人员根据这些线索,经密码专家断定,信中的玩偶是用于海军情报的密码术语。他们几经努力破译这种离奇古怪的密码后,终于发现信中的含义是:美国海军的一艘轻巡洋舰,已准备就绪,某日起航;另几艘遭到重创的英国战舰,要入坞搁置几个月后再修理。‘3只可爱的爱尔兰玩偶’暗指‘3艘新下水的美国军舰’,其中‘爱尔兰渔夫’是航空母舰,背着木头的老妇人指一艘木制上层结构的战舰。

    克拉拉认为此种破解手段真稀罕,分析破译技术不简单,便对资料继续往下看。此事,联邦调查局虽几经努力,但过了好久,写信人的下落或姓名仍无从查考。他们几经查询,最后才发现了一封信上,开列了写信人曾经短期住宿过的一个地址。于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员迅速赶到这个处所,询问是否有人可能在这儿小住过,并使用了这样一个地址。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名簿有一个过客叫瓦勒菲·迪肯森夫人,她在纽约麦迪逊大街,经营着一家相当时髦的玩偶商店。这是个五十开外的寡妇,生得矮小瘦弱,闲话很少说,看上去是那种最不可能作间谍的人。然而,联邦调查局还是很不放心,职业的敏感性,让他们进一步调查表明,她在迁往纽约之前,曾替住在加利福尼亚帝国谷的日侨经管过佣金账目,还结交了不少日本相好,里面既有日侨、日裔美国人,也有日本海军军官。此种情况看来不那么简单,里面可能有隐秘秘而不宣。在这一阶段,联邦调查局并没有肯定这些神秘的信件,就是密码报告,因为内清谁也不知道。但是,此事不能不了了了,一个头脑机敏的密码专家认为,‘肖先生’几乎可以肯定是指在港口被击伤,正在修理的美国驱逐舰肖号。于是,特工人员乔装成顾客,马不停蹄地光顾了迪肯森夫人的店铺,仔细巡视之后,他们发现店主人酷爱日本物产;另外,她已故丈夫生前的巨额医疗开支,使她重债缠身,身无分文。由于不明顾客的频频光顾,莫名其妙地询问,迪肯森夫人很快起了疑心,感到有人监视她,有些‘顾客’也不象是为了买玩偶而来的。另外,寄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信件,久久不见回音,也使她一直坐卧不安,所以,一天,她打定主意,甩掉联邦调查局。迪肯森夫人关掉商店,前往俄勒冈的波特兰。她万万没有想到,联邦调查局已经与波特兰通了话,命令一名驻当地的特工人员,到车站去等她,继续监视。在特工监视的视野里,她在一家东方饭店与一个前日本海军军官,接上了头。因此,迪肯森夫人返回纽约去一家银行时被捕。因为她在这家银行,存有一个保险存款箱,里面存有1.8万美元,据估计,日本人总共支付给她4万美元,作为对她效力的报酬。最后,迪肯森夫人被控为日本政府搜集情报,和往国外擅寄密码信件,违反了审查法。而华莱士夫人和这个案子的牵连,只是她去纽约的时候,无意中买了3个玩偶,结果写信的那个人,记下了她的地址,当了个冤大头。还好,事情终于明了了……

    克拉拉看完资料,还想破译电报。她困倦时,在前额上涂了些清凉油。无意间,她抬眼望见有影子在窗玻璃前晃动。她努力看清,但由于江雾象一层毛玻璃,即使此时打开灯,也无法将对方看清。一时,她也觉察不到那人的动机,因为船上旅客行动自由,所以,那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船中穿梭自如。即是她有怀疑,她也无法得知他在那里。再说,船上游人夜间来回走动,自己也无权干涉。此时,她用心将台灯可调节亮度的旋钮扭大。窗帘边缘隐约透出阴影幢幢的脚步声,他早已离开,渐渐远去,大步穿过楼上的大厅,销声匿迹。

    她伸头探出门外,观察动静之后,返回室内。她自我安慰,也许是自己没事鸡蛋里头挑骨头,是一种心智不成熟的象征,小心过度。她告慰自己,破译电报没罪,更与谋杀无关。别把译神疑鬼的事强附会在自己身上,若让威尔逊知道了,定会因这事来取笑自己,那自己将无地自容。她告诫自己,首先得保守秘密,不让任何人知道。

    她再次凝望窗子:“我不会有事的。”

    此时,心神不定的克拉拉,忽然想到美国人,就曾三番五次采用欺骗性的玩偶假密码手段,来对付日本人。她知道故伎重演,也许是一种会招致危险的作法,可美国人真的干了,因为,在间谍活动中,重复同一手法是要担风险的。虽然这种事儿离她比较远,她也不用管。但是,掌握着美国战略情报局伯尔尼分局工作的艾伦·杜勒斯手下,有一个代号为‘乔治·伍德’的间谍,他是安插在德国外交部内的王牌。伍德定期向杜勒斯提供德国的文件和电报,已成惯例。毫无疑义,杜勒斯迫不及待地急需同他在柏林直接联系,让他提供更多的关于日本的情报。杜勒斯和伍德曾商定,凡是表明这种意图的信件,署名一侓用一个虚构的瑞士女郎的名字寄给伍德,这是秘密的暗语,意思只有两人清楚。一天,伍德收到一封从苏黎世寄来的明信片。上面说,一位经营玩具店的女友,问他在德国能否买到可赢利的日本玩偶。无疑,伍德对明信片的含义一清二楚。于是,他毫不含糊地给杜勒斯送去了一系列有关日本局势的详细报告。在此之前,东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外界散布了不少假情报。她知道,例如,在东京和横滨的美国外交人员就上过当,他们还误认为日本帝国舰队的主力在其本国水域内。事实上,在这两个城市大街上行进,招摇过市的大批水兵,只不过是临时换上了水兵制服的特工人员。这种瞒天过海的手段,绝不放过任何机会搜集情报,几乎成了日本人的一种本能动作。即使是高级军官也不例外,访问柏林的一些军事代表团的某些作为,就是佐证。德国帝国部长赫尔曼·戈林,设宴款待一个日本军事军事代表团,当时,一个隐蔽在卡林大厅戈林大本营内的美国特务就报称:‘一群日本佐官围在恩思特·乌德特将军身边,听他讲解我们空降部队(指德军)的组织战术。乌德特画了一堆草图,讲完究随手扔在身旁的桌子上。我看到一个日本军官把这些图收集起来,装到军服的贴身口袋里。’。克拉拉认为日本人很精细,不放过任何一个可搜集情报的机会。还有一个故事,也引起她的兴趣。那是一个暗藏在卡林大厅内部的坐探(一名女性),认真记录下来的事情。她记到,山下中将曾千方百计向戈林提出恳求,请允许他随容克—97型轰炸机,去伦敦上空执行任务。当时,德国空军正在那里执行轰炸任务。克拉拉认为,这是最引人注目的猎取第一手资料的间谍活动。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国家里又能有多少高级军官肯冒这样的危险呢,大概只有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敢冒此风险,为天皇尽忠吧?对此,美国曾通过暗藏在德国的眼线,获得了日本大量的情报。当时美国战略情报局还没成立,只是草创伊始,情报局活动开展甚少,所以,还很缺乏技术娴熟的分析人员,对这些情报进行研究。因为这些情报来自德国国内,因而人们往往是疑神疑鬼的。曾有一份报告警告美国人,日本可能在马来亚登陆。报告中说;‘日本也正忙于在它装备发动入侵的国家里筹建第五纵队。它特别注意往这些国家派出大量僧人——这些和尚要么是日本人,要么是在日本受过教育。日本人希望这些人能够有效地影响当地居民,并搜集军事情报……据斯塔莫讲……日本参谋本部,把一名叫烧松的大佐派到了新加坡……他在那儿建立了秘密大本营,具体工作是搜集所有使日本参谋本部感兴趣的军事、经济情报,并绘制地图。’。克拉拉也不由地查看地图,想弄清楚日本人的最终企图。

    现在,由于克拉拉思考问题太多,消耗了不少精力,意识虽然有些迷糊,但她还是继续查阅资料,以尽快地获得第一手情报。资料显示,在烧松大佐手下执行秘密使命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军官大约有180人。而且,他们在当地人中,还招募了大批坐探。有些军官化妆成苦力,还有些扮作拖轮船长和渔民。有几个人实际上真的当上了橡胶园里的壮工。另外,有些人当上了卡车司机,在锡矿附近,甚至溜到英国两个正在修建中的新机场上活动。这些秘密执行任务的间谍,在这些当地人的协助下,军官们测绘出整个马六甲海峡的航道图,分析了适于登陆作战的海滩情况。日本间谍在五花八门的职业外衣的掩护下,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攫取情报,包括关于戒备森严的海军基地、公路、仓库,以及防守松懈的其它场所。更狡猾的间谍竟打入了自来水厂,和连接新加坡和马来亚大陆柔佛巴鲁的海堤,当上了警卫人员。值得一提的是,东京感到自豪,日本人对新加坡的环境条件、防御和安全状况的了解,甚至比英国人自己还要透彻详尽。也难怪德国人对此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一个德国陆军的高级军官告诉戈林:‘等到发动入侵的时机一到,日本人对进军目标和行动步骤的了解,比我们德国人在挪威战役时要做得还要高明。’。这句话也等于对克拉拉一个提醒,又算是给她吹了吹风,也让她尽快行动。

    于是,她重新坐到椅子上,看着几张不同的电文,思索分析,比较判断,理解意思。她从来没有想过此事的利害关系,因为这其实并不关她的事。但既然她已做出来,也就没有什么好避讳的。她想。“到了晚上,熟悉一下业务,省得生疏。再说,破译密码,比较刺激,纯粹是为了好玩。结果却与自己无关。好吧,反正我本人就是干这一行的,。只要能对这事破译出来,就算进步,也许,别人想做也做不出来。她闷不吭气,望着电文,半信半疑。最后,终于形成了几个可读的字意。她一是也弄不明白电文中的所有含意,静静凝望,沉思良久,直到确认一断完整的字意,她才将眼睛移开,凝望窗外。“也许神秘的事情即将来临,我只是破译不了,猜不透其中的奥秘而已。”

    当她再度理顺电文时,她的态度从坦然又转为神秘。她暗想。“电文的幕后策划人,手段高明,整个电文玄而又玄,计划周密而全。这勾当肯定见不得阳光,如果光明磊落,何需用密码发报。黑暗的内幕,肯定隐藏着罪恶。整个计划神秘莫测,我判断,这些电文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而已。”

    想了之后,她又自言自语:“对,只是一部分,电文一段落。我累了,熬眼受累,费神担惊,老而无功,多管闲事,为的什么?唉。或许该上床睡觉了。再说,即是译出电文,没有密钥,怎能破解其中的真实含意。字面如果是普通的内容,我能从中看出破绽吗?”她又为自己打气说。“干吧。玩玩文字游戏,煅炼煅炼自己,没错。”

    其间,她的思维一直没闲,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艰难困苦的谍报角逐。但是,日本的密码联络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在欧洲,日本与德国之间的大量通讯联络被截获。在伯莱克雷,英国人译读了德国人拍发的所有密码信号,其中也包括一些有关日本的情报。于此同时,杜勒斯安插在德国外交部的间谍,一点也不敢松懈,也源源不断地向盟国提供一些关于远东的情报。设在美国本土和夏威夷的日本密码破译小组,负责这类情报的分析和破译工作,取得了逐步和重大进展。这给以美国人以巨大的推动力,所以,美国海军情报局终于破译了,更多掌握内情的日本密码。可是,克拉拉还是有些疑惑,日本人怎么会突然变得傲慢自大,对自己的联络系统疏忽大意了呢?这是为什么?她反过来想,这其中的原因一定很深!当然,这种固步自封的情绪,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精明透顶小心谨慎的日本人,曾经对自己的密码性能感到担忧,他们虽有些忧愁,但拿不准‘紫密码’收发机,是不是真的万无一失。可是,恰恰就在这时,德国人向日本人提出,德国的‘谜密码’收发报设备精良,保险可靠,可以赠给日本整整一船这种‘谜密码’机。日本人此时可是有些财迷心窍,惊喜之余,欣然地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们真的没想到,这可给以后埋下伏笔。恰好,德国人装船完毕,就向日本通报了该船航线和航期的详情。因此,才使设在伯莱克雷的密码小组截获,并破译了这一消息,盟国得悉后,一片喜气洋洋。因而,这条船一路顺畅,未遇任何sao扰,平安抵达日本。这就是盟国故施的欲擒故纵的计俩,因为盟国人士心里清楚,一旦日本人使用了‘谜密码’机,破译他们的情报,就更是轻易而举的事了。

    此刻,她猛然想到自己是在中国。由此她也想到在中国,日本间谍机构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恐怕比在任何国家都更有活动能量。事实上,他们的成功为人们称道,乃至人们简直无法理解,日本竟然没能与******媾和,特别是日本人已经打入蒋的谍报机构以后。有两个年轻的中国姑娘,她们是马来亚的难民。日本人发展她们当了双料间谍,到中国去活动。因此,这两个被人选中的姑娘被带出马来亚,到一个秘密的日本特务营地受训,并接受了关于同******的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军事谍报机关取得联系的详尽指令。她们将要加入那个组织,因为她俩都精通英语,所以,还要说服她们的中国长官派她们去印度。在那儿,她们两人再设法打入美国的谍报机构。

    这事儿,让克拉拉特别难受,这********姑娘怎么会陷入日本人的圈套!替他们效劳?这两个姑娘所受的训练想必十分严格而全面,由于受了特殊的训练,熟练地掌握了各种间谍所具备的技能,她们圆满地完成了这项极其复杂的任务。她俩借助特殊身份的掩护,巧立名目趁机加入了戴笠的组织,并且如期抵达了加尔各答,谎称她们是设法从新加坡逃出来的难民。她们谎称说:她们迫不及待地要参加抗日战争,自告奋勇要去执行交给她们的任何一项任务。对于她们的不幸,虽然美国人比英国人表示了更多的同情,但是,让她们干的事情,只是让她们去一所教会学校。不过,这两个狡猾精明的女人却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掩护自己,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克拉拉对这样的叛国女人,十分生气,她查阅资料,继续看下去……要不是驻新德里的美国谍报结构发现,有人把他们和中国人共同掌握的一些情报透漏给日本人,事情恐怕还不会发生变故。这种情报的泄露只能说明,在******谍报机构的某一环节上被人渗透进去了。因此,美国谍报机关加强了对双方人员的接触往来,以及对一切可能与美国战略情报官员接触的陌生人的严密监视。几年中,这两个姑娘总能获得足够的情报,使得东京对她俩一直很重视。她们的间谍活动,演绎得天衣无缝,窃取情报的手段十分高明,两个人精妙绝伦的表演,无论是在新德里,还是在加尔各答犹如锦上添花,都没有引起任何怀疑,所以,她们的间谍活动一直在进行下去。而印度的这两个城市,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所密切注意的地方。后来,美国战略情报局完全出于偶然的机会发现,一个姑娘曾买过一些用于设立小型电台的零件,而另一个姑娘,则常常爱跟美国军官一道出去鬼混。这让美国特工产生了疑问,因而,他们对这两个姑娘,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但却没有得到任何证据说明,她们在搞间谍活动。这事儿,似乎让美国人有些头痛,长期的监视好象没用……最后,其中一个姑娘,同一名美国少校订了婚,并且安排举行一个订婚晚会。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确信,在出席晚会的宾客中,他们肯定能够发现那个涉嫌给日本特务递送情报的中间人。让美国人棘手的还有,他们对那个购买电台零件的姑娘长期监视,没有发现她有任何从家里,发送情报的迹象。因此,美国人断定,她很可能是到中国领事馆里,在那向设在缅甸的日本秘密电台发报。克拉拉也觉得那个姑娘隐藏的真妙,居然瞒过美国人的监视,使他们也弄不清她究竟在哪里发报?下面的事情,更让克拉拉感到蹊跷。

    晚会如期举行了。奥利弗·考德威尔叙述了当时的情形:‘我们怀疑的人中,有一个中国大使馆的少校军官,他是戴笠手下的人,他把那姑娘叫到壁炉前,坐在沙发上,谈了起来。我侧身溜了过去,坐在沙发的另一头,靠在那里装作闭目养神。我听到的无非是那个中年汉子,滔滔不绝地讲他在情场失意后,如何痛苦万分,最后向姑娘提出了下流的请求。那姑娘随即咯咯笑了起来,俯身在我脸上吻了一下,即飘然而去,把那位老兄和我晾在那儿。我琢磨她这是在告诉我,她知道我是侦探,是美国谍报军官。’。事情还未完,不等美国人采取任何行动,那个迷人的日本特务,就销声匿迹了。

    克拉拉对这件事的诡秘,十分入迷。她还在继续研究下去……但是,从那时起,美国人就确信无疑,在******碟报机构的某个环节,出现了变节活动。但是,要找到这个隐匿的间谍谈何容易,因为她早就隐名埋姓了。可是,关于这件事,有个日本谍报军官事后曾说:‘这事听起来,很象是我们渗入戴笠机构中的4个姑娘中的一个……有一次,她受到美国人的怀疑之后,我们不得把把她调了出来。’。这名日本谍报军官,还讲述了日本陆军,在东南亚研究中国战略家《孙子兵法》的情形。甚至今天《孙子兵法》还作为必修课。我们日本人是第一个把《孙子兵法》作为最伟大的谍报技巧专家的著述来翻译的。1905年E·F·凯尔兹罗普上尉翻译的最早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在某些段略的翻译上,全仰仗日本人的帮助。他称他的译著为‘森石’,这正是孙子的日文译名。

    看到这些资料,克拉拉觉得研究更得往下进行,她注意到,有人问这个日本谍报军官,他研究《孙子兵法》的目的,是否是为了了解戴笠的思想,因为在他看来,处于战争状态的两个国家,竟能在谍报领域里互相交换情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那个日本人则说:‘要了解戴笠其人,就必须先了解《孙子兵法》。我们需要建立一大套戴笠的档案资料,以便我们了解他的长处和不足,知道如何控制他。他的出身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早在1925年以前,他就加入了******的军事警察机关。但是,我们发现过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1923到1927年间,戴笠曾秘密地和共产党有过合作。我们知道,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只是为了一旦******不再重用他的时候,好保住他自己的地位。我们还发现了许多有关戴笠早期生涯的事情,这些事他都不愿意让******知道。你知道吗,戴笠把所有有关他早期生活的记载都付之一炬,并且下令暗杀了那些他青少年时代的相知。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但却非常热衷于雇佣女特务。因此,利用一名女间谍来引他上钩,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此时,她立刻想到,土耳其和德国断交的时候,日本就接过了所有纳粹的关系眼线。日本曾和德国签订了一项密约,接管了发给德国人的情报。日本人接管的这个间谍网的关键人物是一名前助产士葆拉·科赫小姐,她在阿达纳经营这一家通讯社。人们传说,她手下有2000名特务,在中东各地活动,向她提供关于盟国海上运输和部队调动的情报。

    此时,克拉拉也想多了解些有关这方面的情报。资料显示,那时,日本已经完全中断了与卡纳里斯上将的反间谍机构的联系,卡纳里斯本人也被盖世太保处决。在30年代初,曾任驻德国武官,后来晋升为大使的大岛浩少将,就结识了卡纳里斯,并结为攀交。在结识期间,他和卡纳里斯都对‘防共协定’津津乐道。这是一个孤独的反苏同盟,没有别的国家参与。但大岛本人却一心想使日本在东南亚,能得到一个放手大干的机会。德国反间谍机构与日本谍报机构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热乎,甚至发展到了在英国、法国和法属北非进行联合行动的地步。但是,随着希姆莱和舒伦堡的竞争性的谍报机构相继崛起,并处于领先地位,日本人与德国反间谍机构的联系,便变得不甚重要了。

    可是,克拉拉觉得自己的反间谍行为是很重要的,而且,还得马上积极行动,分秒必争,一刻也不能停。

    她把一份份密电按‘双字母组合’,进行化分统计,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共是10组。在黑室破译训练时,她曾开始业余从事对日军密电码的破译研究。她也清楚,日军的密电码,系统不同,电码各有差别。其中,陆军的密电码最难破译。但她对此更感兴趣,借此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在此期间,日本陆军与海军的密电码,始终未被破译过,这让她有些难过。因此,她决心努力学习,为的是提高自己破译密电码的竞技。她认为相对来说,空军与陆、海军相比,密电码则比较简单,容易破译。当时训练时,她收到的密电码,有英文字母的,有数字组成的,也有日文的,其中以英文最多。现在,她决定从这些数量最多的英文密电码开始着手,进行深入的研究破解,看看是否能有新的收获……她苦思冥想,进入了密电的海洋。于是,她再假设这10组就是‘0—9’的10个数字。如果能找出哪一个是‘一’,哪一个是‘2’,就不难继续找出其组合规律。她就这样揣摩坚持,逐步深入,摸出了一些规律,初步破译了3个数字;1、9、0.她又进一步设想;日军密电中的数字,很可能是中国军队的番号、兵员数目,枪支弹药的数量等等……于是,她立即查阅中国部队建制资料进行核对。从‘102’师的番号,不但推测了‘2’字的代码,也推知了‘师’字的代码。兴奋之余,她更加努力,如此零打碎敲,兴趣越来越高,逐渐破译了一些字词,再根据日语的汉字读音,顺藤摸瓜,也不再很难啦,又破译出一部分相关字。其间,被破译的密电,其特点是;以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汉字,或一个假名字母,通常都以LA开头,习惯上称之为‘LA’码。她开是摸出真正的规律了,但是,她也几乎筋疲力尽了。

    于是,她强打精神,坚持下去。她的手中的笔尖在纸上飞掠,十分钟后,把单词联系在一起了。几经努力,英语译文很快地写在纸上,电文完整地译了出来。在破译几种离奇古怪的密码后,她得出了其中一份这样的电文:

    “北平病人,头部有伤,急需转院……请速派救护车……南京医院是否有床位?”

    落到克拉拉手里的电文,普普通通,看上去毫无实际价值。她认为如解不出电文的真正意图,这无能之举将使她的一切努力前功尽弃。她自然希望搞出日本人的秘谋活动计划,弄清实质内容。她知道,如果她这次取得了成功,无疑将是她在这一时间里获得的巨大成就。这正是克拉拉的兴致所在。她想猎取各种情报,涉及不管是军事方面,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她都想亲自截获搜集日本人的情报,贞破他们的间谍活动。因近水楼台,所以,她瞒着威尔逊采取了单独行动。沉湎在谍海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