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七、杀气一时作阵云（一）

    后人一说起科举制度，往往就对其不屑，甚至以为华夏之所以落后，便在于科举制度。

    这就是本末倒置了，事实上，这个时代，欧洲所谓的启蒙思想家们，正在把华夏的科举制度吹嘘得天花乱坠，就如华夏在某些时间总以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一样。

    当欧洲的贵族封建主们不得不依靠教会的修士来管事国政，甚至连法兰西这样的堂堂大国，都要依靠一位枢机主教来充任宰相之际，远在东方，世俗文官制度的光芒，就已经照亮了大地。而构成世俗文官制的基石，就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给天下聪明人一条相对较为公平的竞争之途，打破了血统对于国家政权的垄断，让社会底层之人也有了一条合法合理的上升途径。正是科举制度选择出来的文官，维系着这个庞大的国家，使之在很长时间内都保持着活力。

    真正让科举制度起了相反作用的，乃是科举考试的内容。自从科举中进士一科固化到只考四书五经之后，这种制度的负作用才开始大于它的积极作用。

    因此，俞国振在对孙晋说出自己的看法时，并非敷衍了事，而是极为慎重的。

    此次被称为济南问答的对话，对于华夏今后建国方略有极大的影响，也埋下了华夏后来一次大动荡的导火线。

    “我以为，华夏之灵魂，在于易经中的八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此为华夏之别于夷狄之道统也，便是儒家，此八字亦是精髓，正因自强不息，故夫子日三省其身，正因为厚德载物。故夫子问道于老聃求圃于老农。至于发髻衣冠，诗词歌赋，尽为这八字所化。典章文籍。诸子百家，尽由此八字所出！”

    对于这一点，孙晋微微点了一下头，并不觉得奇怪。俞国振既重用方孔炤，而且与方以智为友，他对于《易经》自然极为推崇，有自己的见解并不意外。

    “未来华夏，便是在这灵魂指引之下。以文官制、义务兵役制、义务教育制为基石。文官制使得专门之人理专门之事，不至于以血统传承权力。义务兵役制乃居安思危，野蛮华夏民众之身躯，强健华夏民众之体魄，培养尚武御侮精神。义务教育制则让百姓有按其潜力选择未来发展方向之机会，使人明礼，使人奋进，使人掌握改善自己生活的技能。”

    孙晋听得这里。忍不住鼓掌道：“若能如此。则天下大治，至君尧舜，不过如此——济民，你究竟何时开科举，我已经迫不及待，欲见此盛世气象了！”

    俞国振略微沉吟了一下：“我所说的科举。与鲁山先生所说的科举，怕非为同一事。”

    “此言何解。难道还有别的科举？”

    “我之科举，首先考的内容不再拘限于四书五经。更不会以一篇八股而定终身。要考学子之眼界、思维、数理，考其修养、处事、品性，考其潜力、志向、意志。中举之后，也不会立刻为官，而是为吏，于日常事务处置之中，磨励其精神，提高其能力。不曾为吏，便不可为官，避免其为胥吏所cao控，更避免其身为主官，却不通事务。”

    俞国振一边筹措着语言一边说，语速就很有些慢。最初时孙晋还是一脸兴奋，但听着听着，他的脸色就板起来，到了后来，干脆就是勃然大怒。

    “如此科举，岂是科举？”最终，他还是忍不住质问道：“这样考出来的，不读圣贤之收，岂不全是贩夫走卒，小人当道，国政岂有不乱之理？”

    “贩夫走卒不是小人，农夫工匠不是小人，倒是当道的衮衮诸公中，小人比例至少一半。”俞国振微笑道：“鲁山先生，这便是我与东林的区别了，东林觉得，他们先天高人一等，是读了圣贤书的，故此认定，你们当天下之大任，天下兴亡，你们有责。至于贩夫走卒农夫工匠，只要不是读圣贤书的，便老老实实依着你们行事。而我却以为，百姓乃国家之基石，东林也好阉党也好，都是出自于百姓之中，不可忘本。”

    两人说到这里，已经是话不投机，激烈的争执在所难免。这是俞国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并不指望自己能说服孙晋，或者说，他能说服的是孙晋这个人，却不能说服孙晋所代表的这个阶层。此次谈话，也就意味着他公开向着孙晋代表的旧文人宣布，未来新的华夏体系下，他们将风光不在。

    “济民，你这是与天下仕子为敌，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你若是一意孤行，便是建起你的华夏国，也必国祚不长久。良药苦口，良言逆心，你一定要三思！”虽然发生了争吵，孙晋告辞时仍然做最后的努力：“慎之，慎之！”

    “鲁山先生，想必来此之前，曾得史道邻面授机宜吧。史道邻亲自到了钦`州，据闻还见着了陈卧子，鲁山先生，方密之才是真儒，陈卧子算是半儒，至于史道邻么，与内宦阉人没有什么区别。”

    俞国振这句话的评议，当真是尖刻至极，他也是吵出了真火，故此才有此语。

    史可法去钦州参与上次协商会议，是俞国振暗中亲点的，对于这位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名声的人物，俞国振虽然鄙薄其能力，看低他的人品，却并不轻视他的气节。因此，俞国振总想给他一个机会，希望他能够如同方以智一般，为被他称为“新儒家”的儒学与实学结合做出贡献。

    在俞国振看来，千言万语不如实地一观，结果史可法匆匆的钦`州之行，除了加深了他对俞国振的怨愤之外，却并没有给他太多的触动。很显然，俞国振的打算落空了。

    既然如此，俞国振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机会已经给了，没有把握住，那是史可法自己的事情。俞国振是一个引路者，是向导，却不是保姆，他在华夏处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凭借自己对历史的前瞻性而做出这样一番事业。他要考虑的，永远是华夏几百年的长远规划，而不是一个人甚至几十万人短时间内的生计。

    送走了孙晋。俞国振在济南府又休息了两天，就在他准备再往德州之时，一个消息传来，让他彻底将孙晋到来的事情抛在了脑后。

    建虏动员！

    崇祯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正是中秋，也是大明太祖朱皇帝所属红巾军烙月饼“八月十五杀鞑子”之时，动员完毕的建虏，开始向着山海关进发。多尔衮在这一刻，用身经百战极有战斗经验的兄长阿济格为前锋。督兵四万骑飞速南下，自己亲领各族大军十六万为中军，随之而来。除此之外，多尔衮还动员属国朝鲜和蒙古诸部，朝鲜监国征发兵力十五万，其中五万为接应，随多尔衮南征，实际上是充作人质。另十万则协助多铎、代善守辽东。征蒙古诸部军六万。以阿巴泰为统帅，由张北、宣府入关。

    这一次，建虏几乎完全动员起来，能充为兵用的建虏男子，十四岁以上六十岁以下，全部入军。总数达到了十六万，其中精壮十万被调入关内。六万留守。而投靠建虏的汉人等各族，亦征发兵十万。民夫苦力四十万，所有男子都充役。鲜国、蒙古诸部情形亦是相参无几。

    这一下，就算再愚笨的人也明白，这是满清赌上国运的一次大战，胜，则满清获取北方优势，俞国振的华夏在短时间内只能经营南方，双方的较量将转为持迟。败，满清退守关外，再也无力南下，只能眼睁睁看华夏蚕食鲸吞，在短时间内便将满清灭亡！

    双方兵力对比，满清、吴三桂一方联军足有四十万，俞国振手中暂时是三万兵，但已经动员的华夏军有十万，山`东一带武装民兵亦有十万。四十万对二十万，这样规模的战役，即使是战争史上，也是那种决定天下大势的决战！

    八月十八日，阿济格的四万骑兵过锦州。

    与此同时，田伯光、顾家明部开始猛攻沧州城外的吴三桂军营，吴三桂的人质战术再也无用，在猛烈的炮火袭击下，吴三桂不得不撤离沧州城，退守青县。

    八月二十日，阿济格过山海关，大军踏入这天下第一雄关时，阿济格以刀划面，声称若不能击杀俞国振，便再也不回关外。

    八月二十一日，在沧州稍事休整的田伯光、顾家明部，得到了来自山`东的五万武装民兵的兵力补充，开始移师北进，逼近青县。吴三桂的游骑于青县南三十里处与李青山李明山兄弟带领的华夏军龙骑兵相遇，双方激斗之后，吴三桂又撤离青县，退至静海。

    八月二十三日，青岛口迎来华夏军第二批北上将士，一共两万人，旋即乘列车赶往济南。当日的《民生速报》对此情景有极为详细地描述：华夏军军威雄壮，十趟军列连绵不绝，各种各样的军械堆积如山。原本正常行驶的青岛口至济南府每日两趟的列车，不得不暂停运行，以为军机之避让。

    这份报纸在八月二十五日便被吴三桂派人送到了阿济格手中，阿济格兵至开平中卫。九月一日，已经兵临锦州的多尔衮，同样看到了这份报纸，然后传令三军加紧地发。

    八月二十八日，吴三桂于静海坚守数日后，再退至天津卫，至此，他偷袭天津卫之后，华夏军撤离被占据的地盘，全部被收复。而顾家明领兵自运河东抵达运河南岸，发觉吴三桂守备森严，便绕道大沽口，意欲在此建码头，为海军登陆做准备，在卫河北岸，与赶到的阿济格部前锋相遇，双方激战，阿济格部折损了千余人马，而顾家明兵少，也只能退回南岸。

    到此，此次大战便又回到了天津卫，这一战开始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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