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黑板

    “唉，我树生叔啊”一边走着电工张作良叹了口气。

    农村的习惯，写完文书办完事儿要请大队的喝一顿。这或许是陋习，但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约定俗成的规矩，只不过以前是族老村老，现在是大队领导而已。

    张树清家赵如兰早就备齐了酒菜。猪头rou、韭菜炒鸡蛋、黄瓜拌花生米、白糖拌西红柿，还有烙好的家常饼，一塑料壶高粱酒，这是八十年代经典的农村小席面。

    “昌斌家这小子不简单啊，就冲着这说话办事，将来肯定出息喽”喝了一口酒，一向话不多的民兵队长赵连喜说。

    “恩。随昌斌都是人尖子。”电工张作良附和着。

    八十年代的庄里的电工是由大队推荐变电所同意，变电所给发工资，也算半个公家人。由于辛庄子镇的变电所建在孟家坨的地面上，所以孟家坨的电费收的有些特殊，孟家坨的各户各家没有入户的电表，那怎么收电费呢按家里电灯灯泡的瓦数收费，所以孟家坨的人家一般都至少有两组灯泡，平常用瓦数高的屋子里亮堂，收电费的时候就再拧上瓦数小的灯泡，这样可以少交电费。这其中的猫腻必须得有电工的配合，所以电工张作良在孟家坨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随啥昌斌啊，我看都是人家昌斌媳妇的功劳。”孟繁贵可不同意赵连喜说的。

    “那可不，昌斌要没他媳妇哪儿是哪儿啊”作为张昌斌的二叔一直认为昌斌家日子能过成庄里头一份，那都是侄媳妇的功劳。

    “恩，那是。不用说咱们孟家坨，就是整个辛庄子镇那是再也找不着了。”孟祥宝接过来话茬，“唉，好人不长寿啊”说完端起盛满酒的碗一饮而尽。

    在场的都知道孟祥宝的心结，于是就岔开话题，杂七杂八胡乱扯起来别的。

    张树生被薄秀芝拽回了家，就习惯性坐到了炕东头的老位置，抽起了旱烟。

    “妈，分了多少钱啊”张昌海凑到薄秀芝面前问。

    “五千七”虽说这是薄秀芝活到现在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现钱，应该兴奋，可薄秀芝不但不兴奋还有些不甘，因为曾经有两个存折一万多在她手里短暂停留过。

    “妈，给我，我上镇里存上去。”张昌海谄媚的说。

    “给你那还不是rou包子打狗啊。”薄秀芝当然不能给他，手也下意识的按在了口袋上。

    张昌海把双手放在薄秀芝肩上，给他妈揉着肩说：“妈，儿子给你揉揉肩，我妈为了这个家可不容易。”看见mama笑了，就又开始给她捏胳膊，“妈你今儿受的气，儿子那天给你找回来。”

    薄秀芝刚享受，就感到口袋里伸进了一只手。张昌海从他妈口袋抢了钱就往外跑，薄秀芝追了几步没追上，就冲着快跑出门口的二儿子喊：“割斤rou回来，要不腿给你打折了。”

    薄秀芝回到屋，看见又抽旱烟的张树生，顿时火气，拿起炕笤帚就把张树生面前的烟笸箩砸翻，嘟嘟囔囔的咒骂起来。相比于薄秀芝，烟雾围绕的张树生，宛若老僧入定，物我两忘一般，要不是鼻孔嘴角的烟气随着他的吞吐而变化，就好像庙宇中的那木胎泥塑一样。

    “那就按你说的，明天把这钱都给小寒存上去吧，这钱给小寒留着，记着存银行别存信用社。”姥爷李德全听完大儿子的叙述，疲惫的声音打着颤说。李维文张嘴想说什么，却被旁边的姥姥周带娣一眼瞪了回去。

    回到家的张小寒，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做了一碗疙瘩汤吃了，拿出纸笔开始写起了什么。

    张小寒根据前世的经验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做了分析之后，决定做个写手。作家这个职业太高尚，作家这个圈子也会越来越复杂，张小寒并不想在里面厮混。就做个码字挣钱的写手，能挣得第一桶金，就足够了。

    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构成了蓬勃的文学浪潮。张小寒纵使有辅助者海量的资料可以查阅，也不认为自己能成为弄潮儿，但借一借顺风顺水漂一程还是有自信的。

    张小寒第一次写作，并没有直接抄袭，而是选择了另一种创作方式改编。将一部2000年上映的曾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奖的伊朗电影黑板为主体，夹杂2012年的日剧黑板的片段改编成一部同名小说。

    小说的时代背景，张小寒选择了中国现代史上极其不平凡的一年，1976年。故事的地点就选在唐山，原因就是那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以天灾的残酷来凸出人性的美。

    主角老师的身份设定为一个家庭有问题的知青，为了返城名额的推荐不得不答应村支书，在新学期开学之前让学校里多坐上十个新学生。当他深入到田间地头、走进一户户农家之后，他鄙视这些无知愚昧、自私自利的农民；他厌弃那些顽劣的、无知无畏的永远脏兮兮的小孩们。可当他在一块荒地里碰到一个老人，正在用一块木板漆成的简陋黑板，一笔一划的教一个放牛的孩子学写自己名字的时候，他感到了震撼。当他听老人说，老人曾经是一位民办教师，在那个黑白颠倒的运动年代被学生打瘸了腿，运动结束后，老人却再登不上讲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老人对他说：农家多愚昧，皆因不识字。他老了走不动了，只能顾及这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孩子，他的唯一的希望就是死之前，哪怕不能为这个孩子开个门，也要为他推开窗，即使仅仅能为这个孩子撬开一丝缝隙能让他看见一毫外面的光亮，那他就死于斯而无憾了。老人的话让他久久不能平静，总有一种东西在他身体里激荡。从此，他和老人成了朋友。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城市与农村两种思维的碰撞，亲情与责任的抉择，都曾让他彷徨、困苦，但他仍然坚持着。

    直到1976年7月28日，他的鲜血染红了那块老人留给他的那块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