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二章 战时经济政策（下）

    当帝国陛下抛出他的盐政新法时，面对朝廷即将失去的“厚利”，身为当朝丞相的陆秀夫竟然一言不发、无动于衷，很是令有些人不解。

    赵与珞事后就迫不及待地当面询问了他。

    陆秀夫却笑了笑，看着赵与珞问道：“朝廷眼下缺钱？”

    老赵立刻点头。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钱从来就没够用过。

    可陆秀夫仍然看着他。

    赵与珞迟疑了一下，又摇了摇头。

    啥意思？

    赵与珞他知道，行朝现在仍“缺钱”，是由于复国江南后，随着地盘的扩大，需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你比如说在整个江南地区兑换北元留下来的宝钞，还有各地的筑城、安置流民等等，都不是什么小的开支。

    再加上禁军的规模越来越庞大，还要向西南和两淮用兵，军费支出更急剧增加。

    而与此同时，尽管朝廷拥有了江南大部，但福建路、江南西路、广南东西路、荆湖的很多地区都经历了战火。按朝廷过去的规定，它们就要免税三年。再加上陛下的什么“今守城一日，以后免税一月；守城一月，免税三年，”有些地方的免税期还要长。

    因此，朝廷在田赋上的征收就远不足以抵消开支的增加。

    但客观地讲，朝廷也绝不是像刚落脚琼州时那样，处处捉襟见肘。因为除了国债、宝行，现在的行朝仅是每年能拿出来的新钱就已很多。

    赵与珞最清楚，鉴于制钱方法与过去的不同，为了更好的管理、也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朝廷已根据陛下的提议，将惠州的阜民钱监改造成由财部直属的帝国造币所，并将原先在琼州的造币器械、人员全迁到了那里，且加以扩大。

    选择惠州，主要是考虑它临海，运输方便。

    同时正式制定了朝廷新的造币规制，即：各地过去的钱监不再制钱，仅制作造币材料。制成之后全运到惠州，由造币所来统一制成新钱。

    其结果就是，这个新的规制订立后，行朝在制钱的能力上进一步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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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过去年均铜钱制作能力为三百万贯，同样数量的钱币，按新币制，已经是三千万贯。

    当集中生产、并有某种机械（尽管它很原始）存在的情况下，只要您愿意，这个制作能力都可以提高十倍。也就是达到三亿贯，按后世的币制是三十个亿。

    当然，这仍只是玩笑话。您既不能这样做，以时代的条件，原料上也无法持久地满足，今后还是要向纸币发展。

    不过整个宋代在货币的发行上，已经基本囊括了后世的主要做法，足以令人借鉴。这点以后还会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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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与珞心里想的是什么，陆秀夫是能猜到的。

    他淡淡地说道：“陛下知道这些，所以他看重的不是朝廷又能多收多少钱。”

    赵与珞愣愣地看着陆秀夫。

    老赵发呆真的很正常，因为在他原本的观念中，从来都是钱收的越多越好。过去的大宋对增加朝廷收入的官员，更多有褒奖。

    陆秀夫继续说道：“他更关注的，是市面上会否出现物价腾然。”

    “因为从朝廷来看，现在是还缺钱。而从天下着眼，朝廷放出去的钱，实际已不少，甚至今后还会更多。”

    “当年朝廷会子发行过滥，百物市价急升，百姓厌弃，曾经形成会子危机。而你我都知，陛下在琼州的钱币改制，其实还是把钱给轻了。这本应该出现钱轻物重，可琼州和流求为何没有出现物价腾然？”

    赵与珞露出了沉思之色。

    “这是由于陛下在琼州实施了粮食的榷卖榷买，压制了百物的市价。”

    陆秀夫的眼神已经变得意味深长。

    “如果以此观之，他恐怕早已有所预料，所以当初才一定要朝廷控制粮食。现在推行新的盐法，其目的仍然是为此。”

    “在陛下的心目中，与朝廷的币制危机相比，区区的盐利，已经算不得什么了。何况朝廷并不是没有钱。”

    国债、宝行、每年制成的新币，粮价利差、关税、商税等等，就是这个“新盐政”，虽然大幅减少了朝廷收入，每年仍有几百万贯的“盐税”（一人一年十斤盐，四千万人就是四百万贯），朝廷的花费绝对是谈不上极其紧张的。

    “而一旦市面上物价腾然，不仅势必会危及朝廷现行的币制，更将影响到陛下以后的北伐大计。”

    赵与珞彻底无语。

    陆秀夫的学识、能力，无疑是要远高于赵与珞的。

    事实上，凭他所处的职位，他早已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自陛下钱币改制后，仅仅在十年的时间里，行朝所投放出来的新钱数量就已极为庞大。

    大宋自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发行会子后，是用了近八十年的时间，从开始的一千万贯，增至六亿五千万贯。其中最快的时期是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到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的这十四年，从三亿三千万贯攀升到六亿五千万贯，年均增额为两千多万贯。由此，形成了会子危机。当时朝臣公认的看法就一条，“过滥”。

    而在他好学生的折腾下，尽管有了国债、宝行的举措，行朝投放的钱币也一年比一年多。可即使是在琼州、流求如此狭小的地域内，行朝却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出现物价急剧上涨。这种反常，就不能不让陆秀夫深思。

    话说回来，叶李能看到的事，陆秀夫就更不会看不出。所以他早已明白了陛下当年一定要推行粮食榷卖榷买之政背后真正的原因。

    这不仅是为了保障军需，更是要“压制物价腾然”。

    何况后来他还从他好学生的嘴里得到证实。

    因为在景炎十二年陛下与他和宋瑞的那次密议中，他们三人不仅议定“经略西南”，同时还决定了一件事，那就是朝廷要建立起所谓的“战时体制”。

    当时对“战时体制”中的“民政”，在他的追问下，陛下所给的解释是：“安民，发展生产，在侧重于军事的前提下，尽力保障民生。此时尤其要防范物价腾然。”

    这就足以让陆秀夫对陛下过去的有些行事脉络和目的彻底了然于胸，他也就不难了解陛下推行“新盐政”的真正目的。

    陆秀夫所具有的学识本就让他很清楚，这个“新盐法”其实一点都不新，完全可以说是对很久以前、朝廷在河北地区所用之法的一种改进。

    （宋代在这个盐上，颠过来倒过去，采用了很多方法，其中的有些举措，不仅为后世的明、清，甚至是南方政权所采用。这里面的内容太多，就不提了。）

    但“盐”不仅属于“开门七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为百姓生活之必须，且自古以来，它与“粮”还存在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反映在四个字上：“斗米斤盐”。

    虽然这种描述并非绝对的精确，可它的上涨，必然会推动物价的升高，影响到百姓的生活。

    而朝廷过去在盐上所实行的榷卖榷买之法，却抬高了盐价，这显然与陛下“战时民政”中的“安民、保障民生、防范物价腾然”的宗旨不符。所以，为了更大的目的，那个狡诈的小子不惜舍弃了朝廷在盐上面的厚利。

    只不过让他无语的是，这又是与历代的做法逆着来。

    陆秀夫的看法绝对还是到位的，他现在对他好学生真的不要太了解。但他也不可能知道，某人果断地抛弃大宋旧制，同样有后世的因素在内。

    因为虽然南宋在“盐”上面，年收入可能要高达近一亿贯、十个亿，可这仍然是毛毛雨。

    后世南方政权于抗战退守西南时，在盐税上更曾达到过年收入七百多亿。

    他们能做到这点，不仅“榷卖榷买”，而且还不断地加税。从战争爆发前的每百公斤盐税五元（这做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相当合理的），到战争开始后退守西南、变为每担（50公斤）附加300元，一直发展到每担附加7000元。理由当然是战争开支巨大。

    但是，随着盐价的上涨，古人所说的“斗米斤盐”必然会应验。其结果就是，盐价成为物价急剧上涨的重要助推因素之一，虽然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而物价涨上去容易，降下来就难了。

    其后更形成了可怕的、螺旋般上升的恶性通货膨胀。

    急剧的通货膨胀又会导致什么后果？古书上也有，宋代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后人总结南方政权的败因之一，主要是经济崩溃，真的也没说错。

    “不能记住过去的人，势必重复过去。”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恐怕也就是没有记住那些已经记录下来的历史。

    帝国盐政新法的实施，最终决定先在广南东路试行，并且陛下秘密前往建康之前，更指定赵与珞和徐宗仁亲自处理。于是才有了老赵和徐大尚书亲赴盐场之事。

    但“新盐法”不过是于压制物价的总目标下，对过去弊政的一种扭转，某人拿它来开刀，真正的目的是要在放开这个其实并非重要的物资之后，转而控制其它东西。那些东西才应该在这时代被称为真正的战略物资，并为战时经济政策所注重。

    当下，帝国陛下看完了奏疏，他微微笑道：

    “老师，赵爱卿，先生，朕看这定得很好。朝廷可以公告天下，并在沿海诸盐场一并推行。”

    随即他想了想，再度拿出了另一份文书递给了陆秀夫。

    “老师，赵爱卿，先生，自即日起，昭告天下：凡战时期间，大宋境内的粮食、铁器，包括各类兵器，棉、麻、毛、布帛；茶叶，药材，皮革，一律只许进，不得向外输出。如有任何违抗朝命者，一次罚没，二次抄没家产，第三次，弃市。此定为战时规制。”

    赵与珞和徐宗仁吃惊地相互看了一眼，现在事情又升级了。

    但陆秀夫从他的好学生眼中还看到了某种阴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