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五章:蒙学第一人
文彦博脱口而出道:“臣以为,安定先生胡瑗当可。只是先生已然仙逝五年,无缘此盛事了。陛下办如此蒙学,可谓天下人之福也。安定先生若在世,定会拍手称赞,全力协助陛下……” 陆承启不识得安定先生胡瑗是谁,一问才知道,原来胡瑗在大顺是如雷贯耳的,重量级的,最高人气的教育大师!胡瑗的有多高人气?大顺皇朝的地方官学制度,是他提出的,学文练武的培养制度,也是他设计的,礼乐制度更是他完善的,在太学讲课,经常学堂挤破头。俩位大文豪,范仲淹与欧阳修,全把儿子送到他门下。 胡瑗先后在苏州和湖州授课,把学生按照音乐算学文学军事各专业,分成“经义斋”和“治世斋”,号称“苏湖分斋法”,是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理分科教学。如此牛人,形象更是典型老夫子,他“苏湖分斋法”的教学制度,规矩严格到恐怖,单每天课后复读就是五百遍,晚自习读书更要三百遍。而且坐立都严,他自己以身作则,盛夏酷热,还穿厚实朝服上课。学生稍低点头,立刻就是一顿训。教法十分魔鬼。 但如此魔鬼?为啥学生们还死心塌地?除了胡老师够硬气,先对自己狠。更因他除了狠,还很会玩。教学最讲简单直观,讲课妙语连珠,每句话通俗易懂不高调,轻易就听入迷。教儒家礼仪,胡瑗干脆把儒家礼器全现场画成图,看的大家叹为观止! 最牛的,却是另一样:做游戏!要按唐朝规矩,敢在国子监作乐?立刻开除!胡瑗一接受,立刻废这规矩,每天上课都带着学生玩投壶习射,边玩边教学,晦涩讲义轻松就明白。每次考完试还有大福利:肯善堂办联欢会,亲自带大家跳舞唱歌,玩,就玩个痛快! 当然大家最盼的,还是每年胡老师的最大福利:带学生们集体旅游,还曾经组团带大家从江南来到陕西潼关,饱览大好山河,捎带兼当导游,介绍着风土人情还不忘上课。这可不是为了公款旅游,胡老师说了:以广其闻见!干大事,要有大胸怀! 至于教学成果如何,说几个人就知道了。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都是胡瑗弟子。 陆承启听了文彦博的叙述之后,感叹一声:“生不逢时啊,生不逢时……” 弄得文彦博不知道他是说自己生不逢时,还是说胡瑗生不逢时。不过想来,是说胡瑗多一些吧? 陆承启感慨了一番后,才兴致缺缺地问道:“除了安定先生外,文卿可知还有谁能担此重任?” 用重任来形容蒙学,并不为过。韩愈说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授业解惑好理解,传授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技巧和疑难问题。但是传道,就有待商榷了。道,有人说是指儒家之道,但陆承启认为,韩愈是在说做人之道。一个人学问再高,不会做人也是白搭。所以陆承启要找的人,必定是德才兼备的,最好正直得来,又会讲课的那种。 其实陆承启是有一个人选挺符合的,就是御史中丞李然。只可惜这个李然,正直是正直了,才学也不错,就是太过严厉。虽说严师出高徒,可不懂得怎么教,是个硬伤。万一教出来的弟子都像李然一样是个死脑筋,那比埋没人才更可怕。 文彦博思虑了良久,才小心翼翼地说道:“臣举荐孙觉孙莘老。” 陆承启知道,这时候说人名,很喜欢先说名再说字。想来这人名叫孙觉,字莘老。只不过陆承启“孤陋寡闻”,从未听过此人的名声。“此人……有何才德?” 文彦博见小皇帝如此一问,便知道小皇帝对孙觉不熟了。这也难怪,孙觉并不在长安城里,也不是京官,声名随着时日渐渐淡去,小皇帝自然不会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了。 “孙莘老以敢言著称,任言官时,对于不学无术之韩缜;对于制造冤狱之蔡确;对于人品污下、才薄望轻之章惇;对于才识浅陋之安焘等,在一月间连上弹劾奏疏十余章。先帝拟升其官职,言‘jian臣不除,即不升官。其去位之后,别有差遣,臣不敢辞’。后因得罪先太师杨道奇、论副相邵亢不才,被贬越州通判,后恢复右正言,徙知通州。” 陆承启明白了,这又是一个愣头青,只是这个愣头青比李然还厉害,竟敢弹劾杨太师!牛人啊,这也说明了不管国家处于状态下,忠臣良将是不缺的,缺的是皇帝敢不敢用而已。但这样的人,陆承启觉得他不太适合做老师啊! 刚想说点什么,文彦博又补充道:“陛下,孙莘老乃是安定先生胡瑗、古灵先生陈襄的弟子,黄庭坚的丈人,秦观、陆佃、王令的老师……” 陆承启一愣,陆佃、王令他不知道,秦观他却是知道的。那一首,可是千古名作啊!教得出秦观的人,还要纠结他会不会教学生吗!“这孙莘老,确为人才。只是安定先生仙逝了,这古灵先生又是甚么人物?” 文彦博立时答道:“回禀陛下,这陈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乡校,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为友。时学者沉溺于雕琢之文,所谓知天尽性之说,皆指为迂阔而莫之讲。四人者始相与倡道于海滨,闻者皆笑以惊,守之不为变,卒从而化,谓之‘四先生’。襄举进士,调浦城主簿,摄令事。县多世族,以请托肋持为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听讼,必使数吏环立于前。私谒者不得发,老jian束手。民有失物者,贼曹捕偷儿至,数辈相撑拄,襄语之曰:‘某庙钟能辨盗,犯者扪之辄有声,余则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诣钟所祭祷,阴涂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群盗往扪,少焉呼出,独一人手无所污,扣之,乃为盗者;盖畏钟有声,故不敢触,遂服罪。襄留意教化,进县子弟于学。并建学舍三百楹,亲临讲课,求学者数百人。后调任台州仙居令,作一文,劝少年人就学。其人公正廉明,识人善荐,可谓大才……”